末，这一比率已达到100%，而且仍在增长。这表明经济学家对高公共债务率的危害认识还不够，人们忽略了高公共债务率的背后隐藏着投资者和政府的或有负债。当债务比率升至一定程度之后，就很难回到之前的审慎水平了（Blanchard等人,2013）。此外，关于债务与增长的关系也面临激烈争论。莱因哈特和罗高夫（Reinhart和Rogoff，2010)发现，当政府债务与实际GDP的比率超过90%时，经济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增长率中位数下降1个百分点，而平均值下降3—4个百分点。这一发现被视为高债务国家需要紧缩财政的重要学术依据。不过，赫恩登等人（Herndon等人，2013)发现莱因哈特和罗高夫(2010)存在严重失误。他们重新计算了债务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随着债务GDP比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只是小幅下降，并且下降幅度随样本选取起始时间的推移而收缩，特别是当样本期为2000—2009年时，高负债 (债务率大于90%)国家的增长率比债务率为60%—90%的国家要高出0?4个百分点。该争论目前仍在继续。
第二，财政紧缩应该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样的速度推进？
经济学家对财政紧缩的必要性已经确信无疑，但对紧缩的程度与速度却没有定论。财政紧缩的程度取决于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程度，过度的紧缩很可能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无助于债务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提高公共债务水平。
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取决于宏观经济状况、财政政策的结构、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等各种因素，很难准确测度。财政紧缩的速度也很难自由选择，而是受制于政治和市场方面的压力。因此，我们无法计算出财政紧缩程度和最优速度。
第三，我们能比自动稳定器做得更好吗？
自动稳定器的局限性在此次危机后被越来越多地关注。索洛(Solow，2012)指出自动稳定机制在经济复苏时可能会“帮倒忙”：例如，收入增加会引发自动稳定机制，在经济刚摆脱低谷时，这等于向脆弱的复苏泼凉水。布兰查德等人（Blanchard等人,2013）提出，自动稳定器不能提供最优的周期性反应，（1）只有在产出变化是暂时的前提下，自动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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