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全球需求刺激政策已经走到末路。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如今已成强弩之末。更值得警惕的是,需求刺激政策的潜在风险由微而著。危机以来各国相继采取的“非常规措施”,固然避免了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死亡效应,但也带来了过多的货币供应,致使政府债台高筑,造成市场纪律松懈,并引发了愈演愈烈的社会动荡。如此等等,均使得需求管理的调控效果开始转向负面。上升到国际范围,各国均实施需求扩张政策,极易引发国家间和地区间的贸易战、货币战等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其结果将是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以及全面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严重者,则会将全球经济拖入滞涨的泥沼。
宏观政策应及早转型
因此,如果我们判断当前全球危机的本质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失衡、发展方式偏颇和创新能力缺失,如果我们认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构成我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真正基础,那么,我们的宏观政策就要及早转型,需求管理应当缓行、慎行,而供给面的体制机制调整则应尽快进行。如果还片面地固执于需求管理,热衷于通过需求扩张来把经济增长速度“搞上去”,我们可能错过战略性调整的良机,失去引领全球转型发展的先机。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永远仰别人的鼻息。我们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及早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型;政策重点尽快由短期的“救市”和“维稳”,转向长期的提升效率和提高增长潜力,哪一个国家就能更快地调整好自身结构以适应全球发展新格局,也就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竞赛中胜出。
解决产能过剩尤需供给管理
产能过剩实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统计显示,当前我国产能利用率平均仅达80%稍高,按照85%—90%系正常水平的标准,我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接近危险水平。应当说,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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