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再思考(李扬)(13)

露方面的趋同性等。所谓外部因素指的是，若干监管规则具有顺周期特征，强化了经济波动。包括新资本协议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着眼于降低顺周期的“新举措”，事实上都会随着经济周期和资产组合的变化而变化；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所规定的“盯市原则”则会导致“价格下跌—市值缩水—抛售—价格继续下跌—流动性短缺与信贷紧缩”的恶性循环。

总之，金融发展、金融创新等微观领域的新变化，破坏了原有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而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微观审慎监管框架缺乏宏观视野，最终导致微观审慎监管的失灵。 理论基础

在本质上，宏观审慎的出现源于金融与经济活动所蕴含的外部性。它确认，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它们无法实现最优的市场均衡，并导致了金融与经济体系的非线性复杂性。就金融稳定而言，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两个方面。

“合成谬误”，亦称金融活动的不可加性，即各金融主体的行为对于金融体系的总体效果并不等于其个别行为的效果之和。在金融危机过程中，面临经济衰退和资产价格下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各金融机构会纷纷收缩信用投放，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市场流动性的枯竭，使得大批金融机构面临更为严重的流动性风险。因此，从个体金融机构角度来看的审慎行为却导致了金融体系总体的不稳定。这是微观审慎监管的一个致命缺陷。

“分解谬误”，亦称金融系统的难分析性，即金融系统的总体变动很难在个体金融机构的层面上加以解释，它是“合成谬误”的镜像，也是我们当前在金融体系微观机制上认识局限的一种反映。某种维持总体金融稳定的政策可能难以转化为微观审慎措施，并很难在个体金融机构的层面上实施。换句话说，总体金融稳定问题很可能需要总体层面的政策来加以解决。

无论上述复杂性或局限性都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常态。既然由这些因素造成的金融不稳定是常态，就需要一种常态性的安排予以调控。宏观审慎政策便是这种安排。 实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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