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经济毕业论文收集整理（共4篇）(2)

　　现阶段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肩负着理论创新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双重责任。理论创新要求中国学者把自己的学说和理论摆到世界学术界面前，和国际顶尖学者同台竞争，因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必须具有一般性意义。“讲好中国故事”则要求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国情有深入的研究，深刻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因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必须观照中国的特殊性，这在国际学术界往往被冠以“区域研究”的帽子。如何平衡理论创新和“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必须面对的挑战。一些学科的策略是不与国际学术界同台竞争，而专注于国内学术界的交流；经济学则相反，倾向于以国际发表的多寡和质量作为评判经济学者研究能力的唯一标准。两种倾向恐怕都不可取。

　　正确的取向是把理论创新和“讲好中国故事”有机地统一到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来，路径是设定自己的研究议题，并提炼出对于经济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一方面，这些议题应该是对于中国而言富有意义，其研究成果能够增进我们对于中国现实和历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开展这些研究能够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在国际学术界被发达国家学者所垄断的情况下，兼顾两者显然要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也有一些成功的先例，如钱颖一和许成钢对于中国经济分权和经济转型的研究[注]。

　　二、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是后发国家，似乎我们当前所经历的，发达国家业已经历，因而不可能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任何新的贡献。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环境与发达国家当年所遇有很大不同。而且，中国具有自己的历史和制度传统，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无数鲜活的案例。中国所走过的路虽然特殊，但也包含普遍性的东西，学者的任务就是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的规律和原理。

　　1.认识1840width=13，height=13，dpi=1101978年的历史

　　中国自1840年以来开启的现代化之路，是全球范围内因工业文明的兴起而形成的现代化浪潮的一部分，在其背后蕴含着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普遍规律。除少数国家(如日本)之外，后发国家都经历了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国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国家都进行了反抗，有些成功早一些，有些成功晚一些。中国因为没有完全被殖民，所以，反抗和现代化是交织在一起的，“救亡”与“革新”成为自1840年、特别是1898年以来仁人志士所关注的双重主题。20世纪二十年代，无论是新生的共产党还是改组之后的国民党，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西式政治组织和理念正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载体。北伐之后形成的国共之争，是现代化道路之争。如黄仁宇所指，国民党希冀自上而下地改造中国，而共产党希冀自下而上地改造中国[注]。只是，道路之争很快被日本的入侵所打断，国共两党在“救亡”的大旗下联合起来。自1949年执政之后，共产党回到“革新”层面。在社会方面，党开始实施自下而上的全面改造；在经济方面，党集中全部国力，希冀在短期内完成“超英赶美”的壮举。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学术界至今对此仍然没有停止争论。

　　要正确认识1840width=13，height=13，dpi=1101978年的历史，就必须把它放到全球范围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中加以分析。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被全面殖民的国家摆脱殖民统治，但接受宗主国留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本国经济；另一类是没有被全面殖民的国家发愤图强，经济赶超和社会变革交织，形成比较复杂的现代化路径。前者包括印度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后者包括日本、俄国、中国等少数大国。就结果而言，第二类国家比第一类国家更加成功，但是，这其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学术界深入研究。就经济学而言，对以下几个中国问题的研究，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于经济赶超和现代化的认识。

　　其一，过去二十多年里，计量史学方兴未艾，其中一个题目是历史事件或历史进程如何影响当代的制度和经济发展。由于清史留下的资料较多，因而出现了许多对清代的研究。然而，多数研究的重点有关“历史如何延续”，特别是清代的落后制度如何对后来的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少有关注自1840年以来的变革对于当代的正面影响。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历史延续是自然的，变革却需要勇气和牺牲。在很大程度上，研究历史的延续性来自于西方学术界对议题的设定，因为西方已经完成现代化，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所以西方学者看到的，更多是后发国家落后的一面。身为中国学者，更多的应该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发现那些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因素。这就需要中国学者具有设定议题的勇气和能力，由中国的变化揭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普遍规律。

　　其二，自亚洲“四小龙”成功之后，关于经济赶超的争论就未见停息，争论的焦点是市场和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孰轻孰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重要，但恐怕过于空泛；更为实在的问题是，一个后发国家是否应该“超前性地”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绝对是肯定性的，因为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之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否定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实践中得到实施，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拉美国家。20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发生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不得不接受西方国家的债务重组和结构调整方案，全盘采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导致过早的去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戛然而止。中国在1953width=13，height=13，dpi=1101978年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是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如何评价这个战略所取得的成就？它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起到了什么作用？回答这两个问题，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国，而且可以为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提供理论指导。

　　其三，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重点多在五四运动前后，对1949width=13，height=13，dpi=1101978年的历史鲜有涉及，而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最为激烈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党通过基层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对社会实施了翻天覆地的改造。以往学者更多地关注这些改造的负面作用，但是，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改造也许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作为学术研究对象，下面的问题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这些改造给社会留下了什么进步性的东西？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研究表明，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是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是少数经历了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国家，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革命所造就的平等社会结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还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远未完成，社会和政治动员是提高妇女地位的有效手段。而妇女解放是1949width=13，height=13，dpi=1101978年间中国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结果如何？如果有正面作用，是否做到了长期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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