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经济毕业论文收集整理（共4篇）(12)

　　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准入方面的环节从7个变成4个，产品准入的许可由38类降到了24类，许可时间由60天降到9天，29个省实现无纸全程电子化登记，部分省市开办企业时间降至8.5个工作日以内。此外，商标审查周期从《商标法》规定的9个月压缩到6个月，对于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观察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可知，排名大幅度提升的原因在于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投资者保护以及跨境贸易等多项指标得分有较大提升(见表3)。

　　五、结语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市场参与者，包括政府、企业、个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这些参与者的行为边界。哪些归于市场决定，哪些归于政府管理，哪些归于社会中介组织协调，等等，这些都需要一整套基本稳定的制度来约束与维护。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一套简单、透明、公平的市场经济规则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政府权力已经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市场主体的活力不断被释放出来，改革的红利也已经逐渐显现，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基础上作出了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在破除困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思想枷锁，构建公平竞争的环境、政策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我国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并得到外界的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中我国的名次大幅上升标志着市场经济逐渐成熟，但这种成熟在短期内可能并不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相反，还有可能拖累经济增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悖论，主要是因为下述三点原因。

　　第一，政府行为受到约束，作用空间受到挤压。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赋予了地方政府过多的自主裁量权，比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地方政府在税收优惠、土地出让和劳动环境等方面有较大的空间，但随着制度的完善，政府这种深度参与经济活动的空间无疑会越来越小。显然，从短期经济效果看政府主动参与经济比创造优良的市场环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大，因此，随着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逐渐进入并发挥引导性作用之间有一个时滞效应，而这段空白期会使经济出现短暂的停顿。

　　第二，对企业的隐性优惠减少，显性制度红利显现还需要时间。如前所述，政府自由裁量权的减少意味着对于企业的隐性优惠政策会减少，隐性优惠的减少在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以及融资成本都呈上升的趋势下，会进一步挤压一些企业的利润空间。尽管有普遍性降税降费的政策红利，但如前所述在税收压力驱动下财税部门会加大征收力度，因此，总的来看，景气周期中的微利企业的生存空间会受到挤压甚至退出，从而实现资源的再配置和经济升级。而微利企业退出与高利企业进入也会存在一个周期性时滞，同样会导致经济向下波动。

　　第三，中国经济内在要求与外部环境冲击的背离使转型难度加大。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并用一套显性制度来替代长期以来的隐性制度。显性制度在对接国际规则吸引外资过程中更具优势，但受外部环境恶化的影响，这种优势明显被弱化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波动中运行，时至今日仍然没能回到景气周期的正常轨道，导致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相继实施了税收竞争策略以吸引外资，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中国引进外资的难度会加大。外部环境恶化与内部经济规律要求的双重作用无疑也会削弱改革的政策效应。

　　由此可见，要顺利兑现改革红利，必须明确本轮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应对经济下行的短期策略，因此，必须增加战略定力，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引导预期在合理区间。当然，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把握政策节奏，注意退出过快、进入过慢形成的政策真空期。同时，要关注企业显性制度成本下降与隐性制度成本上升的矛盾，关注显性税率降低与隐性征缴力度上升的悖论，关注显性制度环境优化与隐性监管力度加强的配合，使经济在合理的区间内波动，进而完成制度成熟化的内在要求。

　　第4篇：不确定性、信用利差与宏观经济

　　张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基于公司层面的经验数据，将发行债券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信息与债券价格波动信息分别作为经济不确定性与信用利差的表征变量，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对信用利差及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提高，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融资能力受限，信用利差上升。研究发现：企业资产的波动性及非流动性，通过企业违约率的提高及资产质押率的降低，显著影响了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与股票市场相同，基于债券市场的价格信号，对宏观经济也具备较强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说明，除了实物期权效应和观望效应，金融摩擦也是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机制。

　　关键词：不确定性；信用利差；企业投资；宏观经济

　　一、引言和文献回顾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分化，发达经济体呈现温和增长，新兴经济体增长动能减弱。全球经济面临流动性收缩、贸易争端和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等多重考验，经济不确定性加大。近年来，关于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金融市场、经济波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断增多。早期研究将实物期权作为不确定性向实体经济的传递渠道。Bernanke说明了在不可撤销投资中，不确定性在实物期权渠道中的作用；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实物期权价值提高，企业将会推迟存在沉没成本的不可撤销投资，实体经济投资率下降[1]。Bloom发现不确定性使生产者投资和雇佣决策出现观望效应，高不确定性促使产出快速下降、反弹和超调，加大了产出的波动[2]。

　　金融摩擦作为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在近年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Gilchrist和Zakraj?ek基于股票收益率预测残差标准差度量不确定性，发现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决策，但当同时考虑不确定性和信用利差时，不确定性不再是企业投资决策的显著影响因素；同时，独立于不确定性水平，信用利差对企业投资一直存在较强的影响[3]。研究表明，不确定性是通过信用利差渠道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金融摩擦才是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作用机制，这对不确定性的实物期权效应和观望效应等理论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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