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经济毕业论文收集整理（共4篇）

　　说到经济问题，相信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是会特别重视的吧，国家的发展，企业的发展，人民的发展，都是离不开经济的，所以现在经济的发展也是当下尤为关注的问题，本文就整理了关于经济论文来供大家参考阅读。

　　第1篇：中国经济学的本土话语构建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width=13，height=13，dpi=1101993年，1994width=13，height=13，dpi=1102003年，2004年至今。第一阶段的主体是20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思潮，经济学家、特别是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开始摆脱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说教，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实践，并为此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在这个阶段，西方现代经济学开始引入，但是就研究而言，现代经济学的应用还非常有限。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系统地引进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体系。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外，各主要大学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开始形成体系；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工具从事研究工作。进入第三阶段之后，海归学者大量增加。与此相呼应，各大经济学院(研究机构)开始引进严格的“非升即走”的升等制度，学术发表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经济学研究进入繁荣时期。

　　然而，在发表繁荣的背后，中国经济学也存在诸多隐忧，尤其是没有建立起本土话语体系。什么是本土话语体系？它不是自说自话，也不是脱离国际学术界另起炉灶，而是扎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目标是对经济学理论作出贡献。具体而言，它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设定研究议题，研究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2)具有理论抱负，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3)构建学术共同体，促进学术批评和学术进步。在精神层面，构建本土话语体系，就是回归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是，这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发扬光大八十年代“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精神，即用现代经济学的手段研究中国问题。

　　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设定研究议题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经济问题，尽管不是每项研究都具有应用价值。否则，经济学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重大的理论突破都是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比如，科斯的企业理论来自于他对美国企业垂直一体化的观察，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则来自于他长期从事美国反垄断法的研究。然而，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成长，当今西方经济学已经进入瓶颈期，学术研究的数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学术成果离现实越来越远。在很多情况下，经济研究成为研究者玩弄智力和谋取个人荣誉的媒介，其成果对现实是否具有指导意义甚或是否反映现实，已经不再重要。如果这种虚假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书斋里，它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然而，许多“虔诚者”还要把在空中搭建的模型应用到现实之中，结果是得到不合直觉的结论。正如保罗·罗默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困境》一文里批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发明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时所指出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将衰退归因于‘燃素’外生性地减少。给定产出Y，货币总量M变化的唯一影响就是价格水平P的同比例变化。在这一模型中，——正如Prescott在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研究生课程时讲到的，‘邮政经济学要比货币经济学更接近理解经济的本质’——货币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注]

　　西方经济学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给中国经济学带来两个负面影响。一是用书本上的理论和西方国家的实践套于中国现实，因而让研究者无法认清中国经济的本质。以货币理论为例，许多人受货币主义理论的影响，以总量指标来衡量我国的杠杆率，从而得出我国经济杠杆率太高的结论。受此结论影响，降杠杆成为政府过去几年宏观调控的主旋律。然而，这个结论没有注意到，我国绝大多数货币存量是由外汇储备创造的，因而不可能通过常用的手段(如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注]。另外一个例子是对固定汇率制度的理解。在2005年之前，我国采取了相对于美元的固定汇率(或双轨制汇率)制度。我国的多数经济学家接受现有经济理论的结论，认为汇率只是一个名义价格，固定汇率不可能对实际汇率产生作用，因而也不可能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然而，既然固定汇率对实体经济没有作用，我国为什么要长期采取这个制度？现实情况是，在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存在大量的未加充分利用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当我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时候，这些资源被动员起来，国内物价不至于大幅度上涨，因此，固定汇率可以抑制实际汇率的上涨，从而增强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注]。用书本上的理论套于中国现实而失败的最显著例子，莫过于对中国制度变革的理解。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转型采取渐进主义的进路，许多制度安排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常识”不相吻合，如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模糊的产权安排、地区分权、官员的激励和晋升，等等。按照标准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些制度安排要么会直接损失效率，要么会导致寻租和腐败；“把制度搞对”，永远是西方经济学家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第一副药方。而“对的制度”一定是纯粹的制度；但现实是，各国拥有自己的历史和制度传统，因而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纯粹制度，合适的制度才是“对的制度”。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经济，也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的制度安排。

　　第二个负面影响是，理解中国不再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研究中国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提供新的数据或案例。经济学研究受思潮的影响很大，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战后的经济学思潮无不反映美国的经济现实。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货币主义理论，其背景是美国经济的滞涨现象；9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随后于新世纪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学者对外援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的所谓“大缓和”，无疑促成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滥觞；而当前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催生了一批研究中国出口如何影响美国就业和福利的成果。这些思潮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随着更加严格的升等制度的引进，“国际发表”成为各大经济学院和研究机构追逐的目标。为了能够在国际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国经济学界有意无意地在美国经济学界设定的议题上做文章。这种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使得一些国内学者能够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文章。但它的负面作用是，国内学者不再关心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本身的意义。对于美国重要的事情，不一定对中国重要；反之亦然。如果中国经济学家不能自主设定研究议题，中国经济学就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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