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楼阁——建国以来房地产制度史(10)

能把村委会这个管理机构等同于村集体，就好像公司的董事会和公司本身并不是一码事，国务院和国家本身当然也不是一码事。因此事实上农民总能种自己的地，收自己的粮，纳自己的税，不用太担心突然冒出一个叫做“村集体”的壮汉，把自己的田地给没收了。

然而工商领域的禁锢居然一如既往，被这个国家否定私产的统治惯性束缚着，死活不愿意向平民放开。外资已经可以进入中国开办各类工商企业，但是1980年，中国人年广九雇了十来个人炒瓜子儿卖，居然可以被认定为非法雇工，要被当成资本家抓去坐牢。后来虽然在邓老的刻意点名赞许之下，暂时逃过了一劫，但是到1991年，仍然被抓进去了坐了一年的牢。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从1955年公社化运动，到1978年启动变革，23年的时间，这个国家一直处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之中，否定私产这种反人性的治理逻辑，具有极其强大的惯性。让外国人进来发财，外国人挣了钱无非是带回外国去，中国政府从中收了税，这没啥，与否定私产的治理惯性不冲突。中国的平民最多只能进外企当个工人，无法从中得到啥了不起的好处，更无法积累足够的财富，去买房买地。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在整个1980时代，没有任何商品房地产开发的法律法规出台，唯一的住房供应，只能是指望各种国有机构的福利分配。而福利分房的难度，不比买彩票中大奖的难度低多少。

在当时城市的住房虽然被认定为私人所有，在法规上也允许交易，1983年出台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还规定了房屋交易必须登记。但在住房供应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其实也基本上不存在什么房屋交易。一个人要是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他要找到一套新的住房，比登天还难。整个社会的工商业都处于禁锢状态，房地产交易市场当然也不可能存在。

然而毕竟窗口已经打开，这一国的国民对财富有了极度的渴望。普通老百姓固然被各种禁令堵在工商业之外，眼看着满大街都是挣钱机会，偏偏不得其门而入。从新疆买一车皮的棉花运到广东的港资纺织厂，利润能有10倍，本来这其实是最为普通的商业行为，在今天看来，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但在当时，如果你老百姓敢去干一票，竟然算是“投机倒把罪”，坐牢能把
牢底坐穿。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制度设计，然而我们回过头来一看，这也只不过是这个国家反人性的惯性罢了，根本没啥高深的道理在里面。

但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方在于，对于普通平民固然是禁锢重重，但是权贵阶层总有办法打破禁锢，轻轻松松的注册出各种红帽子企业，在各种工商领域挣大钱。这种差别待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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