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8)

的意见是正确的，吸收了上两次失败的经验，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后，第三次试水终于成功了。

在三次试水中，专家多次深入现场，一方面反复交代注意事项和具体方法，一方面鼓励工作人员的信心。试水的成功，不仅保证了高压电瓷厂下水工程的质量，而且提高了西安地区的试水标准，用事实驳倒了那些强调管材太坏，不积极动脑筋想办法的施工方法上的保守思想。

（李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西安电工新厂总筹备处负责人。原文载1957年11月5日《西安日报》）

伟大的友谊 无私的援助

任新哲

1952年5月，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步伐，西北建筑工程总管理处（后改称西北建筑工程局）所属西北建筑工程公司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所属陕西省建筑工程公司一起，肩负起了国家在西安地区发展国民经济基本建设重点工程的施工重任。

西北建筑工程总管理处当时的办公地点在南院门（现春发生泡馍馆对面），总管理处筹备处主任是军级干部扬林，我当时在管理处任秘书科科长。西北总管理处筹备的时候，施工的基础力量是由5个公司合并起来的，这5个公司有——中央直属修建办事处在西安的人民公司、新华公司及过去社会上的建筑队伍“五一”公司等，人民公司的经理叫贾夫，人民公司地处现在青年路处。5大公司没有合并到西北建筑工程总管理处以前，是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所管辖的工业部即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在现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处办公）管理，无论是行政还是业务都归工业部管辖。后大区撤销，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仍在南院门处办公），西北建筑工程总管理处成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管理局，归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原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领导，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晓初兼西北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管理局党委书记。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当时管辖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银行（地处梁家牌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北区公司（地处南院门，即现在西安市委东边国税局办公处）等，管了很多部。还有文化教育委员会。下面也管辖很多部，例如卫生部、出版总署等。以后西北行政委员会工程管理局又成为西北建筑工程管理局。华东工程管理局与西北工程管理局合并后称建筑工程部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

1954年6月，西北大区撤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颁布，陕西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战略后方基地，“一五”计划由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有五分之一的31项分布在陕甘两省，而陕西则占24项，西安有17项。为此，国家建筑工程部于同年9月，也就是1954年9月，将原西北建筑工程局和原华东建筑工程局大部分施工力量合并组建了建筑工程部西安工程管理局，以后改称西北工程管理总局，承担起国家在陕甘两地31项重点工程项目中29个项目——陕西22个、兰州地区7个——的施工任务，成为部属的一支建筑野战大军，也是“一五”期间西北地区国防建设和民用建设项目的主要施工力量，其人数约几十万之众。

1955年，为了解决西安战略后方基地建设任务的施工力量问题，国家建筑工程

部在北京召开了主要有长春第一汽车厂经理刘裕民、苏联顾问鲍金、华东建筑工程管理局局长和西北建筑工程管理局局长参加的会议，会议由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主持，大约开了有20多天（这期间，适逢毛主席在北京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与会人员也籍此听取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主要研究华东建筑工程管理局和西北建筑工程管理局合并及施工力量的配备问题。之后，即1955年上半年，华东建筑工程局贺敏学（贺子珍之兄）局长与西北建筑工程局杨林局长等进行了研究。贺敏学同志还亲自来西安在边家村（原西安最早建筑力量的一个基地，现在建筑二公司、八公司、十一公司等都在那里）建筑工程第三师司令部与西安的建筑队伍举行了见面仪式，杨林局长主持了欢迎贺敏学来西北的欢迎会。在欢迎会上，杨林同志介绍贺敏学时这样说道：“贺敏学同志是现在华东建筑工程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在井冈山时是毛主席领导集体中的骨干，贺子珍就是在井冈山时认识了毛主席。”贺敏学同志与夫人李蕾英来西安后就住在现西七路。我当时也住在西七路，离贺敏学较近，所以他经常叫上西北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吴松（原建筑工程第三师政委、红八团团长）和我去他家吃饭，与我们相处的很融洽。

合并以后，1955年11月份，苏联专家多洛普切夫完成了北京苏联展览馆（即现在北京展览馆）的施工任务后，奉苏联和我国有关领导的指示，来到了西安，勘察了西安国防工业及民用工业的主要厂址。比如说，西郊这片属民用工业，东郊属国防工业。他来的时候，由国家建委有关人员陪同，我当时任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秘书科科长，也陪同多洛普切夫勘察了西安东郊156项的建筑厂址，我记得当时地面还有薄薄的一层雪。另外还勘察了一些民用建筑厂址。当时，我们的民用和工业建设项目的设计全由苏联莫斯科设计院设计，因为我们技术水平等原因，提供的地质勘察和钻探资料很不全，所以，莫斯科设计院经常打电话询问，催要一些不完整的资料，而多洛普切夫的亲自勘察为更好的确定厂址及生产项目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多洛普切夫勘察完西安的厂址后回到北京向国家建委和周恩来总理亲自作了汇报，当时周总理非常重视苏联专家的工作情况，这当然也是出于对156项的高度重视，因为与苏联就156项谈判时，毛泽东与周总理都参与了此项重大协议的议定，当时苏联领袖斯大林也参与了协商，他的翻译是师哲，师哲是我们陕西韩城人。多洛普切夫汇报后，提议把国家原计划在河南洛阳建设的航空工业改放在西安，因为河南洛阳风沙大一些，把其他一部分民用工业放在洛阳，比如说洛阳的大型拖拉机厂等，把航空工业放在了西安，如我们熟悉的北郊红旗机械厂。红旗机械厂前身是853厂，这个853厂原是研究生产炸药的工厂，我记得去那个厂视察时，共去了30多辆小轿车，那时的汽车因底盘低而上不去那个去厂区的坡，为什么厂区要放在坡上面呢?因为当时853厂属156项中生产炸药的工厂，所以设立的厂区较远，离西安城区近20多里。以后853厂改为430厂，即156项中的代号为430厂，也就是现在西安北郊的红旗机械厂，后又演变成西安飞行机械制造厂，简称西飞，也就是西飞兼并了原红旗机械厂，和阎良的西飞公司成了一个系统，阎良的西飞公司，也属156项工程之一，代号为172厂，另外还有一个民用名目。那里的机场是1952年修建的，还有一个飞行团，其基地是由西北建筑工程局修建的。我记得我还有西北二公司党委书记周厚陪同多洛普切夫去阎良检查路面的厚度时，天还在下雨。当时有些工业从洛阳改建在西安以后，不但改变了原址，而且设计也同时作了改变，因为环境质量评估又发生了变化，莫斯科设计院经常打电话，我便向甲方，就是承建该厂的厂方索要资料，催促他们把钻探资料、环境质量评估等很快寄往苏联。

1955年，多洛普切夫正式从北京来到西安，就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4楼办公。他当时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专家，兼任外国专家陕西地区党委书记、陕西地区苏联专家党委书记等。他的生活和安全由人民大厦交际处、公安厅负责，他的办公室与我办公室正对面。多洛普切夫在工作上是一个很努力、严谨的人，对中国工作人员很尊重也很热情，他的茶叶、方糖大家可以共享。有一次贺敏学对我说：听说专家的茶叶38元一斤，让我尝一尝。苏联人很重视礼节，每天他上班到楼上后先敲我的门问个好，随后就一头扎进工作里，走路就象小跑一样。晚上回到大厦还要工作到12点以后，主要是写东西，一写就是几个钟头。他每写一晚上资料，三个翻译就要笔译几天，苏联专家工作的效率由此可见一班。他对我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某些人的工作态度很看不惯，他对我讲：你们国家的干部上班像休息一样。休息就是上班，上班就是休息，抽烟喝茶。同他在一起工作几年，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几年，我上班从未迟到过，最少早到5分钟。开始是他敲我的门问好，以后我就提前站在楼梯口，等他到来先问他好。

他白天在办公室主持开会，时问几点几分都安排得很严密。时间一到就开会，会议一完，马上就下工地。在西安工作期间，我与他跑遍了各工业建设基地，如去宝鸡、兴平检察国防厂的建设等，无论是国防工业及基础建设包括民用工业，他都要亲自去看。他把我们的事业真正是当成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一样去努力工作，对我感受很深，对工作认真拼命的态度让我至今难忘。他对时间的要求也很严格，包括他用的车辆都要及时准点。他从大厦二楼下来到台阶上，一分钟都不等，接他的车如果进大厦大门没有到预定位置上，他就大步向外走，有好几次，司机没办法，就在大厦门口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坐车去追他。有一次最远追到新城广场，他宁愿坐我的车，不要他的车。这就是苏联专家的工作作风。

在平时下基层的工作中，他也是一丝不苟。记得有一次《西安日报》记者吴思成与翻译胡玉珍陪同多洛普切夫到西北二公司工地了解情况。当时西北二公司管辖113、114工地，根据市委冯直书记的意思，一是去了解一下113、114两厂预算甲乙双方用的材料，特别是砖究竟是多少；二是调查一下西北二公司当月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那时厂区很大，工地上机械也很多，很杂乱。多洛普切夫一进厂就一路小跑到各处去看，胡玉珍是个女同志，经常撵不上他。他跑到厂区西南角，发现西南角工地上有一个塔式起重机在那闲放着，他检查了一下，是一个完好能用的起重机。回到局里以后，专家召集冯直还有二公司党委书记周厚等同志开会。汇报完后，专家最后站起来就二公司没有完成任务是缺乏塔式起重机之由，说道：“缺乏塔式起重机不是主要原因，在113工地上西南角有一个塔式起重机，很好，上面麻雀都垒了窝了，好长时间都无人过问，也没有启用。”专家说完这番话，局里管生产的工区主任脸都红了。冯直书记就此事还专门问我情况，汪局长也埋怨我为何早不告知他，其实我与胡玉珍都不懂，专家也没告诉我们。专家就这件事批评道：这是各级官僚主义造成的后果。

在平时的工作中，他身体力行，雷厉风行，从不等待和放松。记得有一次，东郊某厂车间失火，我们得知他要去查看，翻译赶到后，他早已出发。我们随即赶往出事现场，只见他早在那里叽哩哇啦大喊大叫，急得要命，因为现场没有翻译，大家不知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的责任心和工作风范对我们中国的领导者包括技术人员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多洛普切夫平时对我们负责专家工作的人员很尊重，同时对基层工人，尤其是对党的工作者更是重视，因为当时在苏联党是至高无上的。有一次，他到西北二公

司检查工作，在记者吴思成面前批评了西北二公司经理周厚。周厚是山西人，从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办公室副主任调至二公司任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从工地回到局里后多洛普切夫对我谈起此事，我告诉他周厚同时是二公司的党委书记，他听后很吃惊，站起来，连说抱歉。我安慰他：“领导做错事了，也可以批评。”他还是坐立不安，因为当时苏联是斯大林时代，对党的负责人相当尊重，在他心里周厚是代表党组织的领导同志。

多洛普切夫在技术上的权利是比较大的。他说的意见，我们都要按着去办、去执行，因为我们当时的技术水平太低了。但是他很和气，也很有耐心，对工人及技术人才更是珍惜。有一次，我们去847厂（“一五”期问在西安的国防工业，建成最早、最早投入生产的就是847厂，即原来的西安机器制造厂，后失密了，改成昆仑厂，这个厂是1957年国庆节投产的）看路面3天能不能打好。到工地上，他找到一个工人，详细询问后，对我讲：我刚才握手的这个工人呀，在苏联，我们就要把他提拔成工区主任以上干部，可他现在在这里只是一个混凝土工。他以后还和这个工人谈了几次话，并且召到局里来和他谈，足见他多么爱才惜才。我把这个工人的名字记下来并了解了一下，这个工人好象是家庭还是社会关系有一点问题。在当时那么大的一个局，叫到局里谈几次话的工人也就这么一个。以后多洛普切夫回国时，这个工人用石头刻了一对石狮子送给专家做纪念。

苏联当时的援助和苏联专家对我们建设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很多设计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就拿红旗水泥制管厂来讲，当时我们也是为了国防工业而建的，那时无法生产那么大的电杆和水泥管。现在红旗水泥制管厂生产的地下管道，里边有一人多高，有的管道汽车都能开进去，如西安城内西北角的污水管道。

西安西郊的未央路是由苏联设计的。“文化大革命”时曾把它称之为“反修路”，说玉祥门外到西郊的马路很宽，浪费了土地。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适宜的。多洛普切夫曾亲自对我讲：为什么玉祥门外到未央路中间要搞这么宽的林荫带。因为北边是厂区，工人一天没有一个活动的地方。南边是宿舍区，厂与宿舍区是个两对面，工人下班可以通过林荫道换一换环境回家，晚上可以到街心花园坐一坐，休息休息。可见苏联专家从工作到人们的生活环境都能设身处地的为中国人民着想。我记得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上的经典句：“一个外国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把这句话用在多洛普切夫及在“一五”时期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付出心血及智慧的大批援建专家的工作上是非常恰当贴切的。

1957年8月，西北地区建厂完成并投人生产以后，多洛普切夫等专家相继回到苏联，后又被苏联派往印度，第二年从印度回国时途径西安，我与市委书记冯直同志还接他到人民大厦叙旧。我是从1955年见他，1956、1957我们在一起共处了三年。这中间，他回苏联了两次，他的夫人及女儿都来过西安。他夫人是苏联《红星报》的记者，叫多洛普切娃，我与她曾在华清池留过影。现在回忆起我与多洛普切夫共同工作的这几年，感受很深。“一五”期间，我个人觉得苏联专家特别是多洛普切夫、普契柯夫斯基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为西北尤其是西安的“一五”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当时来西安西北工程管理总局的还有国家建委的常驻人员、10名苏联专家，常驻的有两名，德国专家4名，帮助我们专门修理灞桥发电厂机械的就是一名德国技术工人，别人没这个技术，修不了。所以我们当时在工业建设上一没经验，二也没有技术力量，确实还是多亏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了我们。就象多洛普切夫给我们讲的：“在这里有些项目我们国家还没有搞，我们就到这里提前搞了；有些

技术在我们那里还没有用，我们用在了这里。”现在来讲，除了电子工业一部分，航天工业等重工业方面的技术我们的基础还是来自于苏联。发展到目前，俄罗斯与我们仍是战略伙伴关系。我们以后工业上走了一些弯路，有政治上的原因，同时我个人认为我们的管理与现代工业的发展有距离，是因为政策问题导致了管理跟不上。例如后来很多厂子垮了，应该说不是技术和工业基础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管理水平问题。

总结起来，从我们全国来讲，特别是西北，包括阎良机场在内，还有其他国防厂的一些主要的厂区及绿化，都是苏联设计的。我们那时没有什么设计力量，在延安我们唯一的设计人才就是毛子江，他后来是西北设计公司的经理，这个公司就在尚德路革命公园东角处办公。延安杨家岭礼堂就是由他设计的，整个礼堂是用木头撑起来的，现在经过收拾漂亮多了。所以我说：苏联专家对我们当时一穷二白和毫无任何工业基础及技术的情况下对我们的援助验证了一句话：伟大的友谊，无私的援助。我们当时确实是体会到了这一点。

（任新哲，现年77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秘书科科长、外国专家工作科科长。曾任西安市计委办公室主任、党组委员，西安市经济计划委员会标准计量所所长。离休前系西安市环保所视察员。）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一五计划(8)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