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西北财委给了一部分钱。我们首先开拓了从旧城到新工业区和通向各工厂12条主要干道,计有东郊的咸宁路、长乐路、韩森寨路,西郊玉祥门到电工城、西安机械厂、庆安机器厂的大庆路、莲湖路,南郊的雁塔路、和平路、长安北路。由于财力限制,当时是先土路,以后铺成碎石路面,再逐渐地铺设成现在的混凝土路或沥青路。同时抓紧了自来水设施的建设。解放初军管时期,我们从国民党政府的档案中发现,原建设厅在1937年以前,把西安市的自来水开发工程,由美国的卫立韩公司承包,保证人是大通银行。卫立韩公司在西安打了几眼井,修了半截水塔和高级职员办公房,后抗日战争爆发,工程停止,卫立韩公司返回美国。全国解放后,得知大通银行上海分行准备返美,我们立刻电告上海市政府,和大通银行经理交涉,要求退回多付工程款。为了打赢这场官司,同时从浙江嘉定找到中国方面的工程师孙季华。孙季华立刻到上海出庭作证,帮助我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大通银行不得不给我们赔款49亿元(旧人民币)。就用这笔钱继续修建西安市的自来水供水工程。那时缺乏技术人员,我们很着急,孙季华同志自告奋勇承担起了这一任务。工程完工后,日供水量为15万吨,满足了城内近20万人的生活用水。后来西北财委又给了一些资金,将日供水量提高到25万吨,东、西郊工业区的用水问题也解决了。自来水工程完工后,紧接着又修污水管道,解决了污水排放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西安的项目及城市建设与规划,奠定了西安市工业和城市建设发展的基础。
(李廷弼,现年86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城建局局长兼城建局党组书记。离休前系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回忆“一五”期间西安的市政建设
张文庭
西安解放后,经过几年艰巨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项工作,创造了经济建设的基本条件,先后建立了灞桥、户县电厂,这是大工业建设的重要条件。
从1953年也就是国民经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被称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首先选调了大批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工业建设,一大批大型工厂开始筹建。第一个五年建设规划,中央在西安就安排了十几个在大中型工厂,在当时被称为现代化的工厂。其中有十多个现代化的军工企业,还有大中型电力控制设备制造企业及热工仪表等厂,新建了年产30万纱锭,上万台布机的纺织厂和大型印染厂,还有改建扩建的地方企业若干个,50年代在西安地区的建筑队伍号称10万人,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西安已由消费城市建成了生产城市,随着工业建设的大发展,商业、文教、卫生等事业同时发展起来,城市人口由解放初的60万很快发展到百万以上。解放前仅有西北大学、商专等大专院校,到了50年代后期,大专院校在全国大城市中排为第三位,其中有些是重点大学,如交通大学、西工大、陕师大、军医大学等。中等学校发展的更快更多,卫生事业中大中医院也有很大的发展,影剧场(包括工人俱乐部)星罗棋布,从城内到城外,东西南北新建了几十个。整修了多处名胜古迹和一些被损坏的古建筑,破损严重的钟楼整修后不仅城内城外、远郊的农民男女老少专门进城观看,大批人坐在钟楼四周的盘道越看越高兴。新建和改扩建了大批中小型企业,使中小企业发展到几百个。西安的企业生产厂人民生活和国防经济建设等多方面需要的多门类产品,对保证市场需要起了重要作用,为人民为国家创造
了物资财富和税利收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城市的交通和市政等各项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将原来清一色的土石子路面全部建成水泥、柏油等当时被称为高级的路面。新开辟了莲湖、大庆、韩森寨、和平、雁塔、长安、小寨路等十几条大马路和通往乡镇的公路,使郊县的公路四通八达,城市人民第一次用上自来水。
忆往昔,天翻地覆,看今朝,我们的城市正在向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迈进。“一五”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西安和其他一些城市一样由计划经济迈步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到工业,尤其是城市的建设等有了新的发展。我们当年还没想到的事今天看到了,许许多多贫困中生活的人民,过上了温饱以至小康生活,我们为此感到高兴。但是不能忘记艰苦奋斗,要弘扬“一五”时期的奋斗精神,永远依靠工人阶级,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办得更好。
(张文庭,现年85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西安市市级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西安地区建筑职工冬训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委第二工业部新厂工作处处长、市委工业部干部处处长。离休前系西安市委工交基建部顾问、市人大常委委员。)
我所了解的“一五”时期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的情况
白 毅
我于1953年底回到了西安,在西北建筑工程管理局计划处工作。那时,西安与全国一起已全面开始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我们局直接承担西安“一五”重点工程及大型企业的建筑工程任务。
当时南院门有个“亨得利”表店,我们单位在那儿租房办公,我担任计划处基建科科长,主管工程建设。以后搬到了北门外大庙处,人们当时称之为“杨林大庙”,这是因我们局长是杨林同志而得名。杨林当时主持西北工程管理局工作,他定了这么个古色古香的建筑。临搬到大庙时,决定与华东工程管理局(也称之为华东建筑工程部)合并。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局合在一起呢?因当时156项工程与苏联方面已签订协议,这些项目摆在什么地方大体已确定,主要是军工项目,也有民用项目。要完成国家这么多重点工程的基建任务,单靠西北工程管理局是不行的,西北地区的建筑工程又都由西北建筑工程管理局管理,所以两局的合并势在必行,以全力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两个大区的局合并后,组成了“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底下有工厂企业,总局领导也有所变动,办公地点就确定在北门。
总局成立后,开始辖西北五省的建筑队伍,以后变为只辖陕西的,其他如甘、青、宁、新下放给当地。西北工程管理总局是以华东建工部(局)和西北建工部(局)合并组成。局机关技术人员中是华东来的多一些,行政人员陕西的多一些。西安东郊原第一建筑公司称之为“西北建筑第一工程公司”,这个公司较大,有2、3万人,以华东来的为主。该公司分8个处,把东郊的大型企业分由这8个处承建,一个厂一个处,即把东郊这一片工程都承揽了下来。二公司以西郊为主,约4、5个处,1.2万人左右,即“西北建筑第二工程公司”。那时的局长是冯直,一开始冯直是党委书记兼局长,贺敏学和杨林还不负责总局的工作。以后贺敏学任局长,杨林是党委副书记。
“一五”时期的建设需大批的基建队伍,开始约10多万人,后变动多次,最低时西安、陕西也保持5—7万人。起初的建设力量包括陕、甘、宁、青、新的当地力
量以及中央各部门在西安的施工力量,其中,在陕的约7万人,甘、青、宁、新约3万人。施工的设计与勘察主要以自身的两个院为主,就是西北设计院和西北勘察院。这时开始大量接收转业部队,先转业的是建筑第三师,政委是吴松,师长是张占云。当时转业有4个师,5、6万人,转业以后总局进行了调整,把原来由西北管理局管辖的一个建筑公司抽了一部分人,加上建筑师的一部分人,由建筑师原师长带队到兰州去成立了一个总公司,兰州那时的建筑工程任务也属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管辖,以后就更多了,西北五省都由该局管理。陕西及西安的公司不够,就从外边调。西安本土的建筑工程那时都由陕西和华东来的建筑队伍主要承担,后来天津和北京各来了一个公司,东北三省借调了5个建筑公司,约1.8万人。另外,还从广东、湖北抽调少量的安装工人。天津的公司在兴平,北京来的公司在陕西宝鸡的凤县。东北三个省的辽宁在汉中、黑龙江在咸阳,吉林的在兴平。
“一五”接近结束时,局里也有些变化,东郊的项目那时已基本大功告成,北郊的红旗厂当时属大厂,由陕西的建筑队伍来搞。一公司、二公司、三公司这三大公司主要在西安搞建筑,西安的“一五”建设工程基本建筑都是由这三个公司来搞。一公司主要由华东来的建筑队伍组成;二公司有一部分是华东来的,但以转业队伍为主;西北建筑工程总局原老底子建筑队伍主要组成三公司,现在都在边家村地区,东郊还留有建筑公司一部分人,大部分人到了广东茂名。西安的军工厂和咸阳的毛纺厂基本建筑都是由他们搞。当时咸阳是以轻工业为主,其工业基础也是从毛纺厂逐渐发展起来的。我是两局合并以后,在总局从基建科长改任计划科长,自1953至1958年总局撤销,在总局工作了4年半,经历了西安近乎整个“一五”计划实施建设的基建过程。
“一五”期间,我和贾夫(当时西北管理局生产处处长,调度室主任)经常是下雨天或是不好的天气都要到工地上去,这时不知什么时候去。洪庆塬上有个804厂,这个厂又很远,事情多得很。我们去看看有什么事,天气很冷,混凝土要用稻草垫盖4、5层,怕冻裂;缺人还是缺什么?工程搞没搞好?技术上有什么问题?通过我们跑现场,出现什么问题都具体解决。近的地方就骑上脚踏车下工地,那时车很少,整个机关才几部车,领导不用时,我们两处长(那时我已是计划处副处长)就借用。只要为生产,用车基本上都能满足,但办私事对不起,根本不让用车,什么车也要不出来。一年四季,东郊、西郊我们都跑遍了,一礼拜下去至少三次,三天以上都在工地上。因为经常开会要给领导汇报,不知道下面的情况怎么能行。
当时的基建任务非常紧,安装了那么多的调度设备,而且条件又很差,最难的就是组织建筑材料,比如砂子、砖头。盖房子不是缺砂,就是短砖头,还有钢材,不配套不行,做一个柱子都要好几种材料组织在一起。贾夫作为生产处处长,经常要联系各种建筑材料,非常忙碌。我们住的条件很差,都是一间平房。早上5点多就爬起来,7时到8时学习,晚上还学习一个小时,9时到10时回家就不错了,上班必须签到,不然就检讨。那时的工人真是吃苦耐劳,日夜加班,干不完就不下工地。
我作为计划处处长,对当时所建项目还是比较知情的,都是些军工项目。我和贾夫下去,基本上都是两种情况:一个是材料。那个项目上不去,是不是缺砂子、砖头、水泥或者木材什么的,看看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那时工地上没有这些材料,都是由材料公司给供应的,有时也用地方上的材料,我们泸河、沣河的砂子都是陕西最好的砂子,尤其是沣河的砂子。不但西安搞建设用,外地如青海的建设也看好我们沣河的砂子和砖瓦。那时石灰不是袋装的,都是大块子,工地上到处都是白灰,
也很脏。再一个就是到工地上看有没有安全问题。着火呀、工伤呀,尽可能避免这些事。如果我们看见了隐患,就要告诉工地负责人,哪些地方需要注意,高空作业注意安全保护,以免把人掉下来。那时不能出工伤,责任太大。
苏联专家对我们工程质量要求非常严格,比如砂子必须是多大颗粒的,砂子有细的,有粗的,太细的不行,太粗了也不行。打水泥要有规定,要在规定范围内搅拌,水泥的比例很重要,多少砂子,多少水泥,多少水,多少石头混合出来质量才高。一桶水泥出来要试验,那时工地上很多这种试验水泥块。还有钢筋摆的对不时,比如打弯和漏筋,专家都是不允许的。我们一切都是从头学起,因为老工人少,大家都没有建设经验。而且建筑工人很多是转业军人,过去都是战士,搞建设也都是现学。
“一五”的基础建设,使西安的情况大为改观。一个是西安市的电厂建好后,灯亮了,整个街道晚上都亮起来了,不象过去晚上街道黑蒙蒙的。西安几个主要干道开始修水泥马路。灯亮了,路平了,至少不是烂泥烂水路了。这几项工程的完成,对西安来讲,也可说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事,以前是没有这种局面的。
西安解放以前就是那么几块地方,以解放路为主,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北大街还只到通济坊,可以说,这就是原来的城市市政基础。东关出去不远、通济坊以北、南稍门一出去就到了乡下了。经过“一五”建设时期,人多了,刚解放时,西安只有30余万人,“一五”以后,已接近百万人口。城市的面貌不断改变,楼房一个接着一个盖了起来。所以说,“一五”为西安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城市无水就没办法发展;上水、下水不通,供电、交通、道路这几方面若无基础,城市的面貌不会有改变。当时西安这几方面健全起来,加之有了大批的工厂建立,东、西郊大片的道路都大幅度修缮,还有铁路,修了东站、西站,整个物资便可直接进入西安,解决了西安生产和生活各方面的需求,没有上述基础条件,就无法谈西安的发展。象户县修了个热电厂和惠安化工厂,又修了一条铁路专运线,沿途及周围地区也随之有了大的改观,户县的情况更是有了大的变化。当然,以后讲“备战备荒为人民”,很多大工厂和重点企业逐渐由西安向安全偏远的山坳安置,那个时候如果把那么多外移的工厂都放在西安建设,西安的发展将会更快。但那些安置在山沟里的工厂,带动了周边的发展,也影响了当地农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西安“一五”时期的主体建设项目是以军工、工业为主,配合的项目建设有地方材料、水、电、路、人才等。为了保证这些重点工程的需要,西安又发展了一批砖、瓦、砂、石企业,如西安北郊、南郊、东郊、红庙坡、洪庆、’?产河、灞河上的砖瓦厂、砂场、石厂等,还有自来水厂、电厂等均是为配合这些军工、重工业、轻工企业而兴建的。东、西郊的纺织厂、印染厂及城市的规划也都是围绕这些重点企业而考虑和筹建的。同时还开辟新路,如东、西、北郊的几条大道。
当时西郊这一片基本上都是民用项目,东郊基本上是军工项目,象844、843、786、803、昆仑、东方、黄河等厂都是东边的;西边从仪表厂(仪表厂不属于156项之列,是东德即民主德国援建的)开始往西一长串企业都是苏联援建的,有开关厂、电缆厂、电瓷厂、绝缘厂等,再下来就是115、114这两个项目,是搞飞机发动机的,也是156项工程里的重点项目。同时还筹建了一批配合重点企业的项目,如灞桥热电厂、户县热电厂、西郊面粉厂、红庙坡砖瓦厂等,原来这些地方很偏僻,没有人烟,后来也发展成了市区,这些都是为重点工程服务的。还包括成阳的大批工厂、西安市中心医院和西安周边的砖瓦厂等。兴平、宝鸡、洛南等地的建设也逐
渐进入高潮。随着建设的加快,当时灞桥电厂的发电量远远不能满足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因为最大电量才5万千瓦,还有2万5千瓦、1万2千15千瓦这种机组,小的可怜,现在都淘汰了。这是1954年的情况。
“一五”时期国家在西安布局了那么多重要项目,我认为,“一五”在西安比以后五年计划的实施要重要一些,因为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西安今天发展的大好局面。一个是工业的基础,二是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无疑为西安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此多的重点企业和高等院校及西安城市的建设规划,都离不开“一五”的基础。如今,西安的建设更是发展迅速,但我们却永远不能忘了“一五”的艰苦创业,特别是那时拼命建设的精神和爱国热情,期望我们的子子孙孙要继承这样的建国爱国精神,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白毅,现年76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计划处副处长。离休前系陕西省计委副主任兼省人防办主任。)
“一五”时期到西北
林世超
“一五”计划的第五年,即1957年8月,我从哈尔滨市国营423厂调至西安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所任党委书记。那时西安城市的基础设施是比较差的。城市规模还象个小县城。
我记得1957年2月初到三所时,研究所还正在建设当中,那时正是国家发展建设掀起高潮的鼎盛时期,研究所也和全国一样,采取了边建设、边研究、边生产的“三边”方针,中央也给研究所规定了研究项目并成立了几个研究室。当时三所由三个研究所(沈阳、北京和西安)组成,是一个综合性的火炸药研究所,知识分子占大多数。我当时任三所党委书记时,思想上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我文化底子薄,尤其对科学技术研究是外行,科技领导部门又规定了6项军工研究项目。这在当时都是有着相当先进技术的高科技项目,我深感责任重大。
“一五”计划的实施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土上开始的,当时我国的国防建设处在起步阶段,更谈不上高能武器,而且根本没有导弹。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研究所的工作,朱德、刘少奇、陈毅、彭真、罗瑞卿、张爱萍等领导同志无论是专访西安、还是途径西安,都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研究所的研究建设和发展。1957至1964年,朱德副主席来研究所视察了两次,并勉励说:“火药是我国发明的,希望你们不断地搞出新东西。”刘少奇主席题词:“立大志,树雄心,攀登现代科学技术高峰。”陈毅副总理视察后说:“向你们致敬,现在一切具备,只欠东风,其实东风已经来了??你们不是正在搞东风二号嘛?”他有一次准备去阿富汗访问,途径西安,住在丈八沟,离三所较近,来视察了两次。第一次是看了看情况,第二次召集了几个高级技术干部讲话,讲的很幽默,这些资料都已留存下来。他曾说:“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基础,就是你们的科研研究,我就有话敢跟他们说。”他还讲到了经济基础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充实经济基础的,国家经济发展了、科技发达了在国外说话才有力量。我们以后也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和科研技术,发展了地对地、地对舰,以后又有了原子弹、导弹、??西安第三研究所也成为当时国防系统常规尖端火炸药等综合性研究所。
1957年8月至1964年期间,三所的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三所主要技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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