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5)

法适应当时快速发展的先进技术工作的，更谈不上去领导和筹建先进的重点企业了。那时，我出差总要带上本子，途中做一些数学题之类的计算等，不懂的地方便及时问别人。我们这些人当时除了艰难的创业筹建外，还要苦学文化，真正是苦了几十年，建国、建厂、学文化，但是我们爱国的热情、建设强国的工作拼劲自始至终未减。

西电公司初筹建时，4个厂招了约900多人，到1957年底4个厂已达到1万多人，尤其是1957年招工人数最多。后来“大跃进”、冒进等，西电公司1960年裁减了6,000余人。

初筹建时，工程技术人员（含从苏联和国内各厂学习回来的）有300余人，截止1957年底，技术人员也还不多，因为大部分工人足从农村招来的，文化底子薄。那时也没有资金，我们筹备处的同志都努力的工作，清理厂区，砌砖，与大家一起盖厂房，搞建设，参加生产。白天晚上拼命地干。就凭这样的爱国热情和精神去干。当时我们当领导的都是亲自带头实干，我们电瓷厂的厂长是一个老电工，叫王进元（现已去世），他亲自上电杆，带上工人搞线路，我也跟着干，给王厂长递材料什么的，王厂长就在上面干。电瓷是1千多度烧出来的，当时也没什么安全保障，我们劳动时只要电瓷一烧出来就马上往出搬。工人一看领导实干，也都拼命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就日夜加班干，我们那时鼓励先进生产工人也没什么奖金，就是奖个旗或匾等。

我们当时不但要抓紧筹建，还要和大家艰苦劳动搞生产，有些困难经过努力还可以克服，而有时出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就让人费尽心机。我记得那时难度最大的就是煤气发生炉，也就是煤气站，烧电瓷用的。安装好调试时，没有成功，电瓷应是在氧里燃烧，但却不出煤气，苏联专家也没办法。后去上海生产煤气炉的厂家请来技术员试验，来的技术人员说：不带负行（也就是说要生产）进行试气，因空气比煤气重，所以不出煤气。带上负行才可以试验。后来我们按照他们说的进行试验才出了煤气。我们当时与苏联专家都找不出原因，是生产厂家帮助我们解决厂技术上的问题。

过去一段时间对计划经济批评甚多，我以为，任何事情都要历史的去看，去想这个问题。当时“一五”时期的国情应是国家的计划经济政策起了很大作用，也是适应当时国家在贫穷空白的经济基础之上所采取的非常有效的经济组织手段，没有那时计划经济的基础，就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弊病再多，但在当时来讲：第一，为国家经济打下了基础；第二，渡过了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所以，历史发展的再快，变化再大再多，一个时期的政策就是当时历史实情的体现；第三，为我们以后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积累总结了经验。这经验有好的经验和不好的经验，要两方面去看这个问题。我是对计划经济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中央也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化，邓小平同志讲了，资本主义国家也讲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是光中国搞的。所以我时常在脑子里想几个问题：一是计划经济前我们的情况是怎样的?二是“一五”时期及以后实行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变化；三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连带关系。为什么要搞计划经济?那会不靠苏联，不靠社会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出路?答案是我们当时的情况是一穷二白，不搞计划经济没有出路，所以选择了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给我们国家打下了经济建设的基础，为以后总结了建设经验，也有了市场经济的出现。如果没有计划经济那一段，又怎么淡得上今天的市场经济。当然，后来人没有经过这个建设过程，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的。

“一五”时期电瓷厂、绝缘厂、高压开关厂和电容器厂的筹建及以后西电公司的成立，不仅对西安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国家整体建设也有很大影响。过去我们要建一个变电所，开关没有，匹配器也没有，都要到外地去买，往往还买不到。现在建起了西电公司，只要你想建变电站，想要什么产品就有什么产品。前一段时间，三峡水库所需大变压器、开关等许多产品都是由西电公司提供。西安人对西电公司的产品可能不甚了解，但其在全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中央领导一直很重视西电公司的生产和发展。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有江泽民、李鹏、朱铬基都到西电公司来视察工作，看望大家。因为电产品非常重要，无论什么地方搞建设，就都要用电，用电就要用输变电送，没有输变电就不行，其重要性就在这里。西电公司在西安来讲，是其所属地区的一个公司，但是在全国来讲，其重要位置已被国家认可。“一五”时期西电公司的工业总产值就占西安地区的三分之一。西电交的利润税金也一直都算是大户。西电公司的党委书记大都是市委委员，也常有工人代表去北京开人大会，西电无沦是在“一五”时期还是以后至今，对西安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一五”是一个建设时期，许多重点企业开始基建和筹备，从全国到西安，从无到有，打下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一五”是西安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奠基石，后人又在这个基础上发奋努力，一步一步的建设、创新、发展，逐步将西安建设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工业、科技和旅游都走在全国前列的美丽的城市。

（张德立，现年8l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西安电工总筹备处负责筹建西郊4个工厂工作，曾任西安电瓷厂厂长、西电公司党委书记。离休前系西安市计委副主任。）

支援“一五\到西安

孙殿奇

我是从东北跟着第四野战军南下转业到地方，后支援“一五”到了西北，与另外3名同事分到华山厂。当时华山厂（803厂）还在筹建，未正式生产，组织上便安排一批人员去东北学习，我就是在这时去了大连523厂，这个厂是功臣吴运铎原工作的地方。我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学到一些专业技术。

1957年我回到803厂并任技术监督科副科长。1958年12月左右，秦川厂与华山厂合并，称为华山机械厂，代号843厂。我开始任843厂十一车间主任，9个月后，任技术监督科长兼车间主任。后到陕西省委国防工业委员会生产处任副处长、秘书处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直到“文化大革命”前。

今天回忆起“一五”建设时期的情况，印象很深，尤其是难忘那时的工作热情和建设速度。记得1957年我从北京回到华山厂时，华山机械厂已全部建设完工，比东北的523厂要漂亮很多，设备也先进，当时的自动机我们认为就很不得了啦，钢材捅到机器里，几根钢材转几转，出来就是产品，比523厂的设备先进多了。

“一五”期间，西安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五”期间156项工程中设在西安的企业都是大型工厂，好几个国防大厂筹建在西安，且受到中央、省及市委的高度重视，中央又都直接管这些企业，我们那时能从地方选拔到国防厂，都感到无比的光荣，非常的自豪。

我们现在回顾“一五”建设及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毫不夸张的说：中央“一五”期间摆在西安的重点建设项目，为打好西安的工业基础和拉动国民经济的

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央下决心在这里投那么大精力，尤其是西安，将156项重点工程中的17项放到西安，并把西安列为重点建设城市，使西安从一个落后的消费城市变成了一个工业城市，而且对当时西安的其他各个领域来说，起了带头作用，西安之所以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也是因为这么多重要项目在这里。但是另一方面，由此而生出许多不平衡，因为在西安的国防工业具多，其它先进企业没有引进来。以后国家逐步稳定，国防方面因无战事，减少了军品生产，民品发展又暂时跟不上来，就给这些厂生产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在当时对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出去办事，一提803、843厂，任何单位一律都大开绿灯，非常欢迎，也非常客气，办事也较顺利。因为当时有规定：重点企业，一切优先。

“一五”时期西安工业基础的建立也对西安城市面貌的改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西安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后来兴建的电工城、纺织城、东郊兵工城、南郊文教区等，使西安的城建等方面都有了令人瞩目的改观。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市委书记方仲如、市委副书记冯直，还有城建局长李廷弼，他们与所有“一五”建设的领导者一起，为西安的城建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一定作用。

“一五”为西安今天的发展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建设基础，西安就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这样辉煌。“一五”时期到西安来了多少技术力量，四面八方多少工程技术人员，多少干部汇聚在这里。现在还有很多老一代．国防企业的领导者及创业者仍然生活在这里，他们默默无闻，无悔无怨，对“一五”期问拼搏忘我的情景充满了眷恋，对西安今天的发展依然关注，他们是真正值得西安人民敬重的开拓者。我们现在要继承那时的工作精神，发扬创业者艰苦奋斗的拼命干劲，努力把西安建议得更加美好灿烂。

（孙殿奇，现年72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803、843厂技术监督科副科长、科长、车间主任。离休前系政协西安市委员会主席。）

“一五”初期我在西北财委的工作情况

薛祖耀

1952年11月，上级调我到大区（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也称大区），担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自如冰的机要秘书。1953年，李富春带着几十个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来西安、兰州给156项准备在这两个城市筹建的项目选址。白如冰这时去苏联医腿病，我就跟着冯直一起参加选址工作。当时我主要在人民大厦搞联络工作，需要什么我便立即去解决，提供所需物品等。如有一次，需要俄文打字机，西北财委开介绍信后，我便去外院借俄文打字机并及时转交工作组，所以我当时很少去勘测现场，只是到兰州西固等地选厂址时跟着去看过。当时这些厂都是用代号，如113、1114、786、803、843、兴平的中苏柴油机厂（也称408厂）、北郊的红旗厂（853厂）、户县惠安化工厂、洪庆的803厂、南郊的三所等。厂里生产什么我都知道，因为我跟着冯直书记跑现场能看到很多实际资料，也都有记录。一块选址的还有李廷弼、张景佛等人，张景佛后来到了西安市城建委。这期间，我还陪着几个地震专家视察大、小雁塔等，测试西安地区地震裂度为8度。

“一五”时期，陈云同志主管中央财政经济，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经济给我们的感觉是很紧张的。陈云同志带领中央财委就及时、具体的指导我们工作，诸如市场及经济的变化、各地的发展信息及存在的许多问题等，

现在回想起来，中央当时在财经方面的指导政策是很英明、正确的，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基础又那么差，能很快的走上经济建设良性循环发展的道路，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那时中央的电报象雪片一样，每天光我们就接收十几到二十多封有关财经的电报。那时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如果没有中央在财经方面的指导是根本不可能搞好的。陈云同志搞经济工作很了不起，没有中央的英明决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沉着，中国在刚刚解放后只经过短短三年的初步经济恢复就开始搞“一五”建设，这在一个国家的建设史上也是罕见的。

1954年10月份，我被分配到了西北工程管理局，就是西安北门大庙，现西北建筑总公司所在地。我到西北工程管理局后先在西北工程管理局计划处的成本科任副科长，一年后被提升为科长，以后成本科撤销了，我又到了计划处的计划科任科长。白毅开始是基建科科长，以后是我们计划处的副处长，处长是王茂荣。

1954年10月份至1958年8月我一直在西北工程管理局工作。这期问，我们科里的同志经常去东、西郊的工地，我除没去过172工地（我记得是闫良飞机制造厂）外，宝鸡、兴平、西安的东郊、西郊及南郊三所等工地都去过多次。

1962年2月我到了西北局经委给冯直同志当秘书，与冯直同志在一起工作了有一年半时间。我所了解的冯直同志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性格文静，原在晋绥兵工厂当厂长，管工业，管军工。同时冯直同志又是一个工作很严谨的人，光工作笔记本就有上百本，对工作上的各类事情都有详细的记载，在工作上很有能力，是老干部中对工业情况了解的几个当事人和亲历者之一。他很平静，也从不发脾气，讲问题比较有理有据，遇到有不同见解的同志也能心平气和的去处理。尤其是他在“一五”期间对军工企业及西安城市建设所做的努力，被很多老同志认可和肯定，至今提起仍念念不忘。

“一五”建设时期距今已有整整50年，我们时常回顾这段历史，也怀念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老领导和老同志，更希望我们西安在后人不懈的努力下建设得更加美好。

（薛祖耀，现年75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计划处成本科科长、计划科科长。离休前系陕西省建设厅副厅级调研员。）

回忆“一五”期间我在市委办公厅的工作情况

吴大贞

正当“一五”计划在西安实施的时候，组织把我从团市委调到市委办公厅工作。我被分配到基建、工业、城建这一组，并确定我为“156”项的机要秘书。在方仲如书记和冯直书记领导下，我立即投人大规模建设的高潮中。因工作需要，我经常参加市委研究这方面工作的会议，并聆听和阅读了中央、省、市委关于这方面的报告、文件和资料，同时深入基层，对这方面进行一系列的调研摸底。亲自经历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大建设高潮，给我一生留下美好的回忆。

随着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任务的顺利的完成，特别是取得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的伟大胜利，加之“三反”、“五反”、民主改革整党、建党、整风运动等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伟大成就，为有计划的建设铺平道路，扫除了障碍。但我们当时的形势是还受到敌人的包围，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亡我之心不死。同时根据苏联建国经验，落后就要挨打。因此必须首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

防工业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毛主席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一文中说：“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虚夸和骄傲，准备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后来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毛泽东主席的号召，迅速掀起了建设高潮。西安地区地处黄河流域中部，渭河平原，关中盆地，背山带河，三面环山，四塞之国，高屋建瓴，古称“金城千里四塞以为国”。又是通向全国的交通要冲，长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十二个王朝建都，西安有1,100余年的建都历史，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勇敢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得天独厚是最理想的三线建设的风水宝地。它有特别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适合军用产品、兵器工业和精密仪器的加工和生产。关中地区属黄土台塬，海拔为400-800米，平原地区海拔为345～700米，城区海拔为400-450米。气候温和湿润，冷热干湿，四季分明。盛夏平均气温25℃，隆冬日平均气温从4℃-零下4℃，年平均气温6.4℃-13.4℃，平原地区年平均气温13℃-13.4℃。市区年平均气温13.3℃。无霜期年平均数为219-233天。年平均风速2.00米/秒。关中地区属半湿润区，平均湿度12.50毫巴；水质属重碳酸盐型淡水，矿化度均小于l克/升。所以关中最适宜精密仪器和精尖机械加工业的生产，是“156”项最理想的建设地区。而最大的优越性是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建设热情高涨。我当时更是兴奋不已，恨不得一下子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

为迎接建设高潮市委在人、财、物等方面积极筹备创造条件，首要任务是组建基建大军。除积极努力发展地方建筑公司，组织地方工业外。1954年7月决定将华东建工部与西北建工局合并，成立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接着调来拥有一万余名职工的华东第一建筑公司，又把天津第六建筑工程公司调来，把二机部西安办事处从南京武汉新招来的4,000多名职工也调进西安。当时解放军在全国整建制转业的有6个建筑师，其中的4个建筑师共3万余人调入西安。华东一公司1万多名职工调来西安后，承建韩森寨地区6个军工项目的建设（完全是“156”项建设企业）。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先后调集了10余万名建设大军云集西安地区。西北工程管理总局直属10个公司，其中建筑公司6个，安装公司2个，还有机械化公司、运输公司、电机厂、金属结构厂、木材加工厂、构件预制厂、汽车修理厂等附属工厂，及后勤生活服务单位，医院、学校等，同时又将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商业服务、文化单位搬来西安，如东亚饭店，越剧团、评剧团等相继迁来。建筑工地遍地开花，后勤服务单位遍布西安地区，一个建设高潮如火如荼在西安展现。西安城市人口骤升。基建项目以西安为中心遍及关中地区，有的还远在甘肃兰州西郊。为顺利完成基建任务和新建工厂、企业，文化单位早日开工、开业，中央和省市委抽调大批优秀高中级干部支援西安地区建设。西安市委书记冯直任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局长和局党委书记，从上海调来贺敏学任管理总局副局长，任副局长的还有杨林。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郎山同志任洪庆军工厂厂长。为了争取早日使大工业投产并达到设计生产水平及重大项目早日运营，从全国抽调近百名高中级干部。如西康省省长和20多名团省级书记、副书记，其中就有孙殿奇同志。同时苏联、民主德国、捷克也派来专家多人，仅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就有苏联专家4人，局专家组长多洛普切夫是莫斯科市工程局局长。他积极推广了许多先进施工经验。如冬季施工、雨天施工用河卵石代替石碴，用架子车提高人力劳动效率，节约大量费用和资源。普契柯夫斯基和米特维捷夫等专家也都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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