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4)

干承担美军响尾蛇导弹的测绘研制任务；1959年完成了902无线电引信的靶场鉴定，并完成定型图纸资料；1960年三所担任空对空和地对空试制的全面技术指导工作；1960年冬三所承担东风2号引信和二机部的电雷管研究任务。同年国防部五院先后派361厂、845厂与三所合作，为发展我国导弹事业共同承担固体火箭发动机和推进剂的研制工作；1961年9月某部队数10人到三所共同承担红旗1号助推器的研究和设计任务；1962年4月兰州高效能化学炸药研究室与三所合作全而开展核武器用高能炸药研制??

1957年底，也就是“一五”建设的最后一年，三所的研究室、厂房建设、职工宿舍都已比较完善。虽然我们从无到有，经历了诸多艰辛，但我们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在大家的艰苦努力下，研究所从科研到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已步人正轨。记得我们的导弹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时，中央领导经常过问，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当时的研究所属一级保密，中央是很重视其科研人员的力量构成的，从北京来西安搞导弹研制的300多人在西安呆了一、两年后成立了第五设计院，地址设在蓝田，以后又来了200多人。前后共调来500多人，来时是研究所所长带队，现在，第五设计院主要研究固体火箭。“一五”时期中央领导同志对火药的研究抓得很紧，经过50年的拼搏发展，现在已有几个导弹基地，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威力越来越高。

为适应高科技、高核能的迅速发展，研究所一直都很重视科研人员的培训工作。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来研究所讲过课。再之，我们这个研究所还另培养、衍生出好几个研究所，后又从这些科研单位派生出30余个相关研究所。“一五”期间的204所为今天的国防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为丰富众多的科研项目无数人呕心沥血，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去年神舟五号上天时，其中17项科研内容在陕西，而这些基础还是“一五”时期奠定的。

现在国家非常注重科技，国防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为培养人才，发展和提高尖端技术，适应变化多端、日益发展的国际形势，国家在武器的发展和提高及由大变小、精、强上都有了长足的拓展。这些都得益于“一五”时期中央对科研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西北，调到这里的不仅是工业，其他方面也有，更重要的是有了人才，为西安打下了许多方面的基础。虽然和沿海无法相比，但后者居上，西安的发展从各行各业来看有了飞跃的进步，人民的素质在提高，生活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五”时期的156个重点项目带动了各个方面的发展，对西安的经济基础、教育和城建等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西安据说已有52所大学，我记得203所有个领导就是从西工大调来的。西安的发展象哺乳式、孕育式的_由小变大。一个是基础条件问题，再还有西部12个省，西安是龙头，“一五”的工业基础带动了西安市的发展，同时也拉动了西部的经济。西安曾是12个朝代建都所在地，历史的原因又使她一度衰落，在“一五”的基础上，经过西安人民几十年的努力，现在的西安从一个封建式的小城市变成了一个享誉全球的著名古城，尤其是科技方面，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1957年中央提出支援大西北建设，现在又指示开发西部，从1957年至2002，年已46年，西北和全国一样，在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上都有很快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使得各条战线更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城市大部分人已进入小康水平，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的提高。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又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工作方针，注重以人为本，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与时

俱进，不断的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发扬延安和“一五”时期的创业精神，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

（林世超，现年92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西安市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所党委书记，曾任843厂党委书记。离休前系陕西省兵器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兼党组副书记。本篇回忆录得到李继周同志的大力协助。）

“一五”时期黄河厂（786厂）筹建概况

郭子平

“一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二年，即1954年7月，组织上派我到西安786厂搞筹建，786厂也就是现在的黄河机器制造厂，在当时属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当时对重点工程负责人的挑选是非常严格的，我那时在河北省邯郸市任市委书记，组织上选派我到西安来搞黄河厂的筹建工作，那年我35岁。

河北省支援西安“一五”建设的人乘了一辆专列，陕西省还特别派了一个组织部长到河北保定去接我们。当时通知的很紧，出发也很快，但不巧是正值7月发洪水，冲了平汉（北京——汉口）铁路，到了石家庄后，我去车站商谈有急事要到保定，他们说：既然这么急，你稍微等一会儿，有列从石家庄到德州的火车。搭上这列车后，车长告诉我，经德州再乘车到北京，转而可去保定。就这么着急地辗转到达了保定。刚到保定，接我们的专列就出来了，专车是从保定绕道山东，经徐州到郑州，再到西安。如此匆忙，说明当时国家急需我们这批人赶赴西北，支援西安的156项工程。

我们来以前光知道是到西北，至于到什么地方，什么厂，干什么，组织上都没告诉我们，因为是国防厂，很保密。邯郸的同志送我时说：如果去西北的兰州，那儿的风沙大，我给你买一件风衣。那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到了西安后，才知道去的是786厂，是搞雷达的。我就这样来到了西安，也扎根生活在了西安，至今已50年。

初到西安时，786厂正在筹建中，我任副厂长兼筹建组党委书记，以后改厂长兼书记后，我是副厂长兼书记。1953年4月——1958年2月，黄河厂是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下属企业。苏联当时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里，其中电子工业8项，陕西有782（宝鸡长岭机械厂）、786（即黄河机械厂），除了这两个电子厂，还有709（西北机器厂，在蔡家坡，属电子工业非标准设备制造厂），共3个。709厂是国民党时期的私人资产，只是一个很小的纺织机械制造厂，国家改为709厂后，划归电子工业。这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陕西的几个电子业企业。

786厂是1953年上半年开始在北京搞筹建，第一步决定在内蒙，以后嫌内蒙不好，改在大同，后又觉大同风沙大，最后确定在西安。同时确定的还有一个’785厂，厂址确定在现在华山厂的地方。当时国家的国防意识还很强，觉得这么几个国防工业的重要企业太集中了，就把785厂搬到了太原。785厂搬走后，接着五机部（即兵器工业部）将国防企业选址在了原785厂所在地，也就是现在的华山厂、秦川厂。

“一五”时期生活很艰苦，但对生产建设却抓得很紧，786厂一号厂房1955年

开工，1956年仅仅两年就盖起来。我当时是兼车间支部书记，李宗贵同志是副主任，那时才22岁，很年轻，也很能干，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当时的设备是由苏联援建的。成套的先进技术，成熟的资料。我们搞雷达开始先搞加工，装配是最后的，这不适合当时生产的序列，那时有个口号是“边生产，边基建，边试制”，这“三边”政策按正常说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但在当时特点历史条件下，因为引进了苏联成熟的设备，我们为了快，这边搞厂房建设，如果建成了就交工生产，按现在来说，这样的快速上马是不科学的，不允许这样发展企业，但那时为了快。所以，我们在写厂史时，肯定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发展条件，那样做是对的。

786厂的厂长当时是齐一丁，他是和我一块到西安搞“一五”国防企业建设的，比我小一岁，2002年去世了，他来西安之前是石家庄市委书记。我们在一起就分析，怎么样能快、好，当时分析的关键：第一，先把厂房盖起来；第二，就是人，能管理生产的人，能搞加工生产的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技术人才。可是当时没现在这样的社会技术人才氛围，没有能管理生产的人。李宗贵厂长那时虽从人民大学毕业，但先进的技术设备等还需专门的管理人才。无论厂里也好，国家也好，尤其是我们厂，技术人才奇缺。第一批分到我们厂的大学生，没有一个是搞无线电的，只有一个搞载波电话的，就这么个技术人员，他的专业也只是接近无线电技术。当时搞无线电的老厂很少，怎么办呢?齐一丁厂长指定我管人事，我当时是人事副厂长，针对这种状况，我就采取了：一是请进来。请专家，还有苏联专家。从720、714厂这些老厂请技术人才5个，是王部长亲自批的。张锡熊是国民党老厂720厂搞雷达的，黄日绵是720厂搞仪表的技术人才；714厂来的人比较多，大约有30人，其中有技术人员易寅亮等人，还来了一批技术老工人。我们非常重视他们，把他们当作了厂里发展的宝贵财富，事实上，他们也真正成为黄河机器制造厂建设发展的基础技术力量。二是自己培训，办了很多培训班，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当时的学习条件非常苦，办培训班时，把搞基建的工棚、仓库当教室。那时建厂真的很不容易，就在这么一个技术及生活上相当差的基础上建设起了786厂。

1957年底，厂房基本建成，1958年11月国家正式验收，同时产品试制成功，为我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能在短期内取得这样的成就，一是当时计划经济发挥了作用，二是苏联的援助也是功不可没，没有苏联的无私支援，我们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建厂初期是小批量生产，第一批只是5部产品，以后边生产，边试制，边基建，开始为国防事业投入了越来越多的产品，直至发展到今天这样辉煌。三是当时国家、省、市的重视也起厂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建厂过程中，刘少奇、朱德、陈毅、邓小平、李先念、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彭真、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都来过厂里视察工作，看望大家。市委领导冯直书记兼我们厂三车间的党支部书记，我当时兼这个车间的车间主任。冯直书记还留给我一个秘书和他的电话号码，以便随时和他保持联系。四是当时人的政治抱负远大，大家有信念、有思想、有动力。白天干一天，晚上拼两个桌子凑合着睡一宿，星期天搞义务活动。领导干部晚上10时前很少回家，白天干活，晚上开总结会、研究会，而且经常是很晚很晚。人们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我们的新国家，干起工作来有那么一股子劲。我自始至终认为政治思想第一的观念是很正确的，不象现在很多事情总是以钱为前提，但适当的报酬也是应该的。可试想，如果没有“一五”时期那么个干劲，别说我们国家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向前发展也是很难的。

“一五”时期，苏联援助我们电子工业也好，军工也好，航空工业也好，在那个时代，技术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也带动和促进了我们的学科学，学技术。当时雷

达是什么，很多工人不知道，很多引进的新技术也不知道。我是1938年参加革命，先打仗，后又到地方，对地方工作比较熟悉，到工厂来并不懂生产技术。当时培训制版工，我就不懂这个制版工是什么。1956年我去到714厂学习，就向厂长提出，我得看看制版工。搞基建时，9号楼留有防震缝，我就纳闷，为什么要留防震缝，防震缝是什么样子。随着厂房的建立，新产品的逐步试制出厂，还有产品的仿制、改进等，就是在苏联援建的基础上，我们也力图有新的突破和改进。国家验收同时，我们又研制成功了新地空导弹，在怀柔打下了侵犯我国的美国U2飞机。我们的产品也由单一向多品种生产发展，自行设计炮瞄雷达和地——空导弹相继诞生。从开始筹建到生产，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在不长的时间内，我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经历了为国防事业服务的学习和奋斗过程。“一五”建设锻炼了我们的领导，也成就了一批技术人员和工人。

“一五”时期的经济基础条件是很困难的。比如，那时讲“先生产，后福利”，毛泽东主席也说：“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所以国家所给的经费主要开动用于先搞发展，我们黄河也不例外，所有经费先用于搞生产。我来786厂住在9号楼，这个房子原设计一层、二层、三层上各有个小阳台，很小，以后部长拿着刀子和斧子说：“这地方没用，把它砍了。”就把那小阳台砍了。还有地面，最底下那一层，原设计是水泥磨面，和现在铺地板、瓷砖等不能相比，但那时连水泥磨面都不能用，都是铺砖头，省经费，很多情况与现实无法相提并论。可我们都理解那样做是为了加快发展国民经济。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艰苦创业扎下了建设的根。

现在的西安与“一五”时期更是不能相比。我初到西安时，省上和西北局都很重视我们来西安支援建设的同志，不但安排我们住到当时西北最豪华舒适的宾馆人民大厦（那时苏联专家还没有住），请我们在新城剧场看戏，还从各方面让我们了解西安。我记得把我们从人民大厦接出来，向东走，转钟楼、西华门经大差市，转有三个圈，给我的感觉是，我们邯郸那时的情况就不好，西安也比邯郸强不太多。电线杆、电灯杆在上行路与下行路中问，灯也不很亮。其他方面，如商业等，也都很简单。

“一五”建设时期距今已有50年，关于黄河厂的建设发展，我想这样说，黄河现在是很好的，枝繁叶茂，花香万里。但这棵树毕竟要有一个根，要有一个树干，这个枝是在树干上长出来的，花也是开在树枝上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这里种下了这棵树，扎下了树的根，长成了这棵树。我认为这棵树的根基很稳、很实，而且这棵树长势也不错。所以说，“一五”时期建成的黄河厂这个国防企业犹如长成的一棵大树，因为根基很好。所以以后无论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及国家经历的许许多多挫折，都没使这棵树倒下，自始至终为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需求上作出了巨大努力和卓有成效的贡献，而且至今在国家经济建设上继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郭子平，现年85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任786厂筹建处党委书记、人事副厂长兼第三车间主任。离休前系陕西省电子局局长。本篇回忆录得到李宗贵同志的大力协助。）

“一五”时期西安电工总筹备处筹建概况

张德立

我是1953年从团省委到绝缘材料厂筹备处当负责人，1953年12月去哈尔滨建筑公司学习了一年，1954年12月回到西安一机部西北办事处，后该机构改成西安电

工总筹备处。西安电工总筹备处，把西安西郊的4个厂——高压开关厂、绝缘材料厂、电瓷厂、电容器厂的生产筹备工作总揽了下来。

总筹备处成立后，4个厂的干部体制也很快确立，从主任到科长等都配备起来了。 当时这4个厂为了搞生产准备工作，首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将所需技术人才派出去学习。从国内各厂（含这4个厂）抽调90多个人去苏联学习，因为我们当时的设备及技术等都是由苏联提供的。这些人去苏联相应的厂去实习了一年，学习高压开关、绝缘材料制造、电容器生产和电瓷生产。他们中间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如上海华东开关厂的工程师。同时在西安市招了400多人去国内相应的厂——上海华东开关厂、沈阳开关厂、哈尔滨绝缘材料厂、上海电容器车间去学习。二是为苏联专家到这几个厂来工作作准备。“一五”始就有苏联专家到西安来工作，这4个厂都有苏联专家，像我在西安电瓷厂当厂长时，就有5个苏联专家在厂里工作。就这样，各厂既有了负责人，也有了培养的技术工人和在国外学习的工程技术人员，整个建厂工作就此全面展开。

1955年底，各厂已开始试制产品，直到：1960年西电公司生产出了儿万千伏和22万千伏的输变电产品（即建变电站和变电所所需产品），其生产品种已经比较齐全了，在全国还有几个地方——上海、沈阳、哈尔滨的产品也比较出名，但西安的输变电产品还是比较全的，象三门峡和一些大电站的高压开关和变压器，都是由西电公司提供的。哈尔滨和上海等原称三大动力厂，三大动力是什么呢?就是汽轮机、发电机和锅炉，以后有了水利发电机，淘汰了锅炉，电由变压器输送各处，称之为输变电送电，无论什么地方搞建设，都要用电，尤其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水利开发都离不开输变电产品，所以，“一五”时期，国家筹建西电是很重要的一项建设工程，其产品对西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筹建西电初始，工厂所选地是一片麦子地，其他没有任何东西，后来开始建厂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审查阶段，也就是说审查实际建厂的可行性资料，含水文地质、钻探、还要探公路，把这些资料搞好送给苏联方面，请人家搞设计，实际第一个阶段也叫初步设计。把设计搞出来后，我们派人看是不是这么个情况，进行审查，然后苏联方面就搞技术设计。搞技术设计时，我还去了苏联，审查同类型的工厂，那是1955年的事情了。我记得是J955年8月去苏联，同年10月20日回到西安，去了50多天。去苏联的人中有电工局局长、设计院院长，还有西电总工程师蓝毓钟，他是湖南湘潭人，解放前就在国外学习，懂技术，后来是我们西电公司的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去苏联有两个目的，一是参观他们的工厂，再一个就是审查初步设计，初步设计审查同意后，签了字，苏联方面就把复制件等给我们寄过来。我们回来后还有个施工设计，就是说建厂房及设备怎样安装等都按这个设计去实地进行。一机部当时在西安有个设计院，设计院又委托了一些人，每个工厂都有总工程师，下面又有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由他们把施工图纸设计出来，这就是第二阶段，也就是设计阶段。第三阶段就是按设计出来的方案进行生产建设，生产时就按设计好的工艺流程生产。

那时，我们筹建处的同志时常在一起说：咱们这一辈子，只能建一个厂，能建起这四个厂，那可真不简单了，若真建起了这四个厂，再就没我们什么事了，剩下的全都是研究上的事了。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光是搞筹建，还要带领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建设。当时我们文化水平都很低，心里焦急万分，专门请一些中小学老师给我们代课，每天晚上在总筹备处学文化。老师把初中数、理、化都给我们讲完了，我们才慢慢开始看技术方面的书籍，不然，什么都不懂，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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