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郭绍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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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之道混在一起讲。

文学的性质和作用既是这样，所以他以为：

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辩讼不决。 故凡言 议期命以圣王为师。（《正论》）

这就是后人论文主于征圣的先声。他又以为：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

〔道〕（据刘台拱校增）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 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儒效》）

这又是后人论文主于宗经的先声。他再说：

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 故 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 圣人之所禁也。（《非十二 子》）

不顺礼义的就是奸说，这更是后人文以明道的主张了。《非相》篇也说：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传统的文学观本来是把明道、征圣、 宗经三种意义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以为传统的文学观，其根基即确定于荀子。

●七 荀子论诗乐

荀子论诗也与孟子不同。孟子论诗重在求其义，荀子言诗重在尽其用。所以 孟子论诗不及于乐，而荀子则以重礼的关系处处牵涉到乐的问题。荀子《劝学》 篇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这似乎只说到诗的风格，然而却也与乐理相通。 这是他对于诗所下的定义，同时也即是他对于乐所下的定义。所以杨亻京注说： “诗谓乐章，所以节声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

《论语·泰伯》篇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教的应用，必待合 于乐，而后在人事上的应用始广。孔子在诗教上的两种作用，即是（一）正乐，

（二）说义。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所谓“恶郑声之乱雅尔也”。（《论语·阳货》）都是孔子正乐的表示。所谓 “学诗乎”（《论语·季氏》），“为周南召南矣乎”（《论语·阳货》），所 谓“启予者商也”（《论语·八佾》），又都是孔子说义的表示。孔门诗教，本 兼重在这两方面的。后来汉儒以说相高，这固然太偏；然必如郑樵所谓“孔子编 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通志·乐府总序》），则也是仅得 其一端。我们明白这一点不同，然后知道孟荀诗教各不相同。孟子重在说义，而 荀子则重在合乐。──虽则荀子书中也依旧带着不少说义的部分。

儒家以主尚用而推重礼乐，墨家却也主尚用而推翻礼乐。正因墨子书中有 《非乐》一篇，所以荀子书中必有《乐论》一篇，以反驳之。《乐论》篇说：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 不讠思，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这即是雅颂之声在政教 上的作用。而所谓乐而不流辨而不讠思云云，也正是“中声之所止”的绝妙注解。 《论语·八佾》篇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恐怕也是孔子为正 乐的关系所得到的论诗见解。

我们觉得，荀子所论毕竟还是儒家观点。诗贵中声，所以乐也贵中声。荀子 之重正声而不重奸声，即是孔子之重雅乐而不重郑声。在孟子便不是如此，“今 之乐犹古之乐也”，固然有些进步意义，但也不免有些迎合时主的意思了。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乱， 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荀子·乐论》）雅颂之声之作用有如此，所以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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