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郭绍虞(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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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刘桢之说，也只有论“气”的话，还见他书称引。所以讲到魏代的文学批评， 也只有以《典论·论文》为中心。

曹丕、曹植对于文学究竟取怎样的态度呢？曹丕的《典论·论文》说： 盖文章在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 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 史之辞，不托飞弛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 《礼》，不以隐约而忽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这种论调，虽则肯定了文章的价值，但是依旧不脱儒家的见地。曹植更是这 样。所以看轻辞赋而要“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 言”。（见《与杨德祖书》）说得明白一些，就是要做有内容、有价值的理论文， 而不限于侈丽闳衍的文艺文。这样，文章尽管为不朽盛事，但是离不开经国大业。 这就因为他们毕竟是统治阶级，所以作风尽管偏于形式技巧，但是论调总还以儒 家思想为中心。只有这样，才能使重形式技巧的文学，不暴露现实，不反对政治。 我们明白这一点，那就可以明了曹丕对于建安七子，所以独推崇徐?的理由。他 《与吴质书》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传长（徐?） 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 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 能持论，理不胜词”，不免有些微辞了。

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典论·论文》，真是就文论文，并没有什么理论 的根据。由于就文论文，所以讨论的不外是文体和文气的问题。

《典论·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 诗赋欲丽。”后人对于文体的区分，就是从这几句话开始的。他认识到文的本同 而末异，于是也就认识到各种体裁都有它特殊的作用与风格，都有它不同的修辞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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