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郭绍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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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动。如《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描写世态，入木三分，真是形容到骨 子里头去了。《庄子》中过惠子墓一节，只借匠石斫鼻的故事，而写出心中无限 的感慨，这都是他们在论辩之外开小说先声。至如《庄子》书中讲到地籁天籁的 部分，绘声绘形，简直可以当作风赋读，又开后人写景的法门了。

这都是他们的文学观影响到他们作品的例证，但是他们在同的中间又各有它 的异点，所以就孟子、庄子的文学来看，也是各人有各人的风格。

相反的，在于墨家，就不是这样。他是很有条理的；他是肯定论辩的价值的， 并且了解论辩的方法的。墨子书中充满着论辩的精神，而论辩神的发挥就靠他方 法的严密。他的方法重在“类”与“故”。《非攻》下篇说：“子未察吾言之类， 未明其故者也。”“类”和“故”是必须首先明辨的。《大取》篇说：“夫辞， （‘夫辞’二字旧脱）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者也’二字旧倒）。” 所以“类”和“故”的概念在墨子文中是经常运用着的。这样，所以墨家散文又 别成一风格。到了荀子，也接受这两概念，不过涂附了儒家的思想，所以他的作 风，谨严与墨子同，论断与墨子异。

在荀子以前，庄子孟子和墨家固然都是论辩说理之文的创始者，但是完成严 谨的论辩说理的体制，应当归功于荀子。为什么？庄子之文，可说是由一段一段 的故事累积而成篇，至一段一段故事的衔接关系是若即若离的，因此，就通篇来 看，不会有严密的条理。孟子似乎有些条理，但是常借助于问答体，才能发挥自 己的意见。这种情形，在墨家后学记墨子语的时候，也还有这种情形。虽则不是 两个人的问答，经常要冠以“子墨子曰”四字，用来作为前后的联缀。这说明些 什么呢？这就说明要成为一篇结构严密的理论文是比较不容易的。到了荀子，就 可以不用问答体，不用述言体，而能很有条理地组成一篇结构比较严密的文辞。 而荀子所以能完成这样缜密谨严的作品，不得不说和他的逻辑思想，和他的文学 观有相当的关系。

我们只须看，从荀子以后，“子”也有“集”的倾向，如《贾子新书》，就 有些象单篇散文的结集。可以知道这是理论文逐渐成熟的表现。章学诚看到这种 现象，认为“著作衰而有文集”（《文史通义》三），其实，假使从这一点来看， 正是文学的演进，不必看作是退化。这种现象，到韩非而更进一步，从严谨的体 制中发为锐利的论调，有墨荀之密，兼有庄孟之肆，于是他的作风也就另成一格。 诸子的文学观和他的思想有关系，而他的思想又和他的作风有关系，所以这 不仅是文学批评史的问题，也是文学史的问题。

九 汉人对于文学的认识

到了两汉，文化逐渐提高，文学作品也渐多，一般人对于文学的认识也比以 前来得清楚一些，于是把“文章”和“博学”两种意义分别开来，这也就是说把 文学与学术分离开来了。不过当时的术语，还用博学的意义称“文学”，如《史 记·孝武本纪》：“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又“上征 文学之士公孙弘等。”这所谓“文学”，指的是经学；《晁错传》：“晁错以文 学为太常掌故。”这所谓“文学”，指的是史学。所以儒林传中讲到“文学”常 与“儒者”及“掌故”连类而言，如：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

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

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

至如《史记·自序》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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