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郭绍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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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也就近于逻辑性。《非命》上篇说：“言必立仪”；《非命》中篇也说： “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所谓“仪”，所谓“义 法”，都是标准的意思。为要立标准，所以他提出三表法。《非命》上篇说： 有本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天鬼之志”。（此据 《非命》中篇补）

有原之者：──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这即是他出言谈为文学的标准和方法。第一点，所谓本之，就是说要言必有 据。不管它出于古者圣王之事也好，天鬼之志也好，总之要有所本。墨学是尚天 和明鬼的，所以“考之天鬼之志”也就不妨成为后来宗教的墨学之论证方法。第 二点，所谓原之，要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这更是重在经验，搜求论证的主张。 《小取》篇说：“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就是由于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进一步成为归纳的论理，于是遂有“类”的观念。《小取》篇所说：“以类取， 以类予。”《大取》篇所说：“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 矣。”这是一般墨家为文学的论证方法，对于论辨文是一个新的贡献。第三点， 所谓用之，要“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那就是他论辨的目的 论，也即是他尚用的文学观。《兼爱》下篇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 焉有善而不可用者！”他以为善的必须是合于应用的，那就带有功利的眼光了。 由于墨家这样主张功利的用，所以对于儒家尚文之说是最反对的。《韩非子

·外储说》有一节故事，可以看出墨家的文学观和儒学尚文的观点是根本冲突的。 这故事是这样：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 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为之饰装，从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 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 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 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 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之；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 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韩非就是接受墨家这种尚用反文的文学观的，所以乐于传述这一种故事。总之 “这三表法，推其究竟，是以实践的经验为基础的。所谓‘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即是根据古时圣王实践所得的经验。所谓‘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是参酌当时 百姓在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至于第三表：所谓‘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 人民之利’，即是要于实践中去检查理论是否适合实际，是否合于真理。换句话 说，就是以实践来做真理的规准。《墨经》在认识论上，对于墨子这种见解，也 一脉相承地发扬而光大之”。这是墨家对科学的论辩文的一种贡献，不过对于文 艺的关系比较少一些罢了。

●五 庄子思想与文学批评

道家是唯心论者，他对于现实，对于人生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当然更不会 正面谈到文学问题，可是他们的思想却可以和后来的文学批评发生相当的关系， 尤其是在庄子。叶适说：“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 求道者意其妙，汩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水心别集》六）的确这样， 他的思想影响着一般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再可以补一句，叫做“谈艺者师其神”。 这个唯心论者的神秘主义，尽管说得“讠叔诡可观”，要“与天地精神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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