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笔记--郭绍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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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而讲到“诗”的时候，就比较偏于“文章”的意义，讲到“文”或“书”的 时候，又比较重在“博学”的意义。如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 怨。”（《论语·阳货》）说的就是文章的作用；如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说的就是博学的意义。这是从他称名用 字方面来看出当时“文学”一词所包含的意义。

我们从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孔门的文学观，所以有尚文和尚用两种似乎矛 盾的主张了。

本于他论“诗”的主张，当然会有尚文的结论，所谓“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并不是说要学诗以后才会说话，而是说学诗以后才会说漂亮 的话，说得体的话。《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云：“志有之：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知孔门的文学观是比较 尚文的。再有，诗与乐是联带着的，孔子特别注重诗教，当然也特别注重音乐。 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知他对音乐是如何的爱好。他“自卫反鲁， 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他对音乐又是有相当的研究的。可惜，由于他 “信而好古”的关系，不免带些复古的色彩。

可是，他同时又是注重实际，着重实用的思想家，这正如近人所说关心治道 解明伦理的“贤人作风”。所以又注重尚用，开后世文道合一的先声。《论语· 宪问》篇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即是后世道学家重道轻文的 主张。所以他论诗重在“无邪”，重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修辞重在 “达”，重在“立诚”，就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是偏重在质，而所谓质，又是以 道德为标准的。因此，尚文成为手段，尚用才是目的。

这两个观念，尚文则宜超于实用，尚用则宜忽于文辞，好似有些冲突，但是 他却能折衷调剂恰到好处。后来人再加推阐，就不免偏于一端了。正因为他企图 调剂种种矛盾冲突，所以就孔子整个的思想体系来讲，他处在经济制度变动的时 代，也是一方面有进步性而一方面有保守性的。

●四 墨家的文学观

比孔子稍后，成为另一派显学，就是墨家。《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 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他和儒家本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他取的是反对的态度， 至少也是批判的态度。近人称“墨子及其弟子是接近手工业者的士，也可以说是 手工业者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孔子可以接受古代文化的诗书礼乐，而墨子只 接受诗书而反对礼乐，把礼乐看作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这样对于西周文化所谓 制礼作乐这一点来讲是不合的，所以《要略》说他“背周道而用夏政”。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的态度，而墨子是背周道而用夏政的， 所以儒家尚文，墨家便尚质。可是，他们毕竟都是“学儒者之业”的，毕竟也是 属于“贤人作风”一流的，所以儒家尚用，墨家也尚用。

于是，问题就在这儿：儒家文学观中的尚文与尚用是一致的，是不冲突的； 墨家文学观中的尚质与尚用，当然也是一致的，也是不冲突的。正因为他们的思 想，他们的文学观并不矛盾，所以儒家的尚用，和墨家的尚用也就不可能是同一 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的尚用是“非功利”的尚用，是为复古的尚 用，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用，所以与尚文思想不相冲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文也正就是用；墨家的尚用是绝对功利主义的尚用，是强调百姓人民之利的用， 所以充其量可成为极端的尚质。这是儒墨文学观不同的一点。

因此，墨子书中所说的“文学”，就等于学术文，理论文，而这种为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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