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第二要义。创造历史的人,同今天的人一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生活在不同地域,分属不同的族群与社区,遵循不同的信仰,操持各自的职业。但是,在历史教学中,大部分人不见了。《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出现的人名有商鞅、老子、孔子、陈胜、吴广、汉武帝、司马迁、张仲景、华佗、孝文帝、唐太宗、文成公主、鉴真、玄奘、岳飞、成吉思汗、郑和、戚继光、李自成、郑成功、达赖、班禅、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张謇、孙中山、袁世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毛泽东、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鲁迅、茅盾、齐白石、徐悲鸿、聂耳、冼星海、王进喜、雷锋、邓稼先、焦裕禄、汉谟拉比、亚历山大、莎士比亚、哥伦布、麦哲伦、华盛顿、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玻利瓦尔、彼得一世、亚历山大二世、牛顿、达尔文、巴尔扎克、贝多芬、列宁、甘地、凯末尔、罗斯福、杜鲁门*,共计67位。其中,中国人46位,外国人21位;男性66位,女性1位;政治人物34位,思想家9位,文学与艺术家9位,科学家5位,宗教人物4位,航海家2位,史学家1位,企业家1位,工人1位,士兵1位。总而言之,这些人均是事业有成者。《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有一个模块为《中外历史人物评说》,内有秦始皇、唐太宗、康熙、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孙中山、甘地、凯末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李时珍、詹天佑、李四光、牛顿、爱因斯坦等人,清一色男性,被人戏称为“成功男性的奋斗史”。无论初中课标还是高中课标,都没有勤勤恳恳的农民,没有靠手艺吃饭的匠人,没有惨淡经营的小商人,没有普通母亲,没有社会“贱”民,没有苦恼中的青年,没有不甘于社会歧视而奋起反抗者。而这些,历史上有过,现实生活中亦不乏其人。更何况,在大部分中学生身边的,都是这样的一些普通人。历史课程内容不能是历史人物的功劳排行榜。归根到底,历史教学不是为了褒贬历史人物,也不是为了对青少年进行励志教育,而在于求得理解,理解历史上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进而丰富对当下与自我的理解。换个角度讲,高大上的历史人物,固然可能引起青少年的效仿,也有可能导致青少年的逆反:卿本佳人,我本庸人,奈何?!相反,如果是平凡普通的人,倒有可能引起青少年的共鸣。日本东京书籍株式会社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日本史A》设有一个栏目《17岁的肖像》,贯穿序言和各章,如“17岁的肖像:怎样生存?”[5]30“17岁的肖像:《青年》的诞生——明治时期的青年”[5]151“17岁的肖像:输送到殖民地的少女——相册中的历史”[5]167“17岁的肖像:远离集体就业·乡村”。[5]187高中的学生,都在17岁左右。在不同历史时代中17岁青年的各色遭遇,对于当今学生来说,既新奇又亲切,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场感。这样的历史教学当然会受到学生的欢迎。
二、发现记载历史的人
历史发生了,然后就过去了,那个原本的历史不可能完完全全地重现。后人之所以能够了解历史,是因为有历史记载、出土文物等历史痕迹的存在。历史教学既要发现创造历史的人,更要发现记载历史的人。通过对记载者的考察,发现记载者自觉不自觉地施加于历史记载的影响,进而认识历史与历史记载的区别,学会理性地对待历史记载,培育批判性思考的气质与技能,这是历史学科的特色,也是历史教学富有现代性的必然要求。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记载者是人。既然是人,人所具有的他就都会有。人总是生活在某种环境中,立足于一定的立场,持有种种偏见,怀有特定的动机与期望。没有全知全能的人,没有纯粹客观的人。你我如此,记载历史的人亦如此。人的这些特性,对于历史记载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历史教学就是要通过对历史记载的剖析,揭示这种影响,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加深对人的理解。
在历史教学中,为达到上述目的,我们要向记载历史者提出三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记载时所处的情境是什么?你的动机或期望是什么?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将学会如何思考。
记载历史的前提是要有信息源。人们得知信息的途径主要是三种:亲身的经历、在场的目睹和不在场的耳闻。获知信息的途径直接关系到信息的可信度。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被楚王放逐之后,披发行吟于江畔,遇见一渔夫。他与渔夫一番对话之后,作421字的怀沙之赋,然后怀石投江而死。根据这段记载,此事的亲历者只有屈原和渔夫二人。司马迁连第三人都算不上,因为他距屈原近二百年。此事如果是真,其流传逻辑应该是:当事人告诉第三人,中间碾转近二百年,为司马迁得知,写进《史记》。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事人之一的屈原投江了,另外一位当事人是个渔夫。一个渔夫当然有足够的能力将他和屈原的邂逅告诉别人,但是他能记得住那507字的怀沙赋吗?渔夫有无文化首先就要打个问号。即使有文化,也不会太高。而怀沙赋文辞深奥,显然非渔夫所能及;即使渔夫文化水平足够,尚需他有极强的记忆力,方能回到家中将这507字记下来。因此,这个怀沙赋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它真的是屈原在投江之前创作的吗?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表示怀疑。《史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堪称信史,尚且也有此等不合情理之处;对于其他历史记载,我们当然理应保持独立判断。历史记载如此,生活中也是如此。当一个消息传播开来,经受过历史教学专门训练的学生首先就会问,传播者是如何得知这个消息的。通过对信息来源途径的分析,学生将会明辨是非。
有些历史记载,信息来源途径可靠,但也不可毫无保留的相信。马克·布洛赫(MarcBloch)将史料分为有意证据和无意证据。*所谓有意证据,是指历史记载者在一定的情境中记叙某些事情,意在影响当时人或后来人的视听与态度。为达此目的,记载者会故意进行矫饰,隐瞒一些东西,夸大一些东西,甚至会虚构一些东西。无意证据则相反,记载者是写给自己看的,无须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因此,对于有意证据要百般小心,不要轻易相信记载者千方百计让你相信的东西。
以例为证。李鸿章作为洋务大员,他对待西学的态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在历史教学中,许多教师会引用李鸿章的说法,来反映洋务派对于西学的认识。引用频率最高的非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这句话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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