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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偏远山区农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机制研究

附录一：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农村公共服务是指农村地区为满足农业、农村发展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而提供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社会服务。农村公共服务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它对于确保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地区城乡及区域之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因此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客观评价从而对机制进行改进完善是关键。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该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纵观现有的学术产出，可以发现很多论著存在研究视角单一、内容重复、观点相似等问题。诚然，任何学术进步都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与创新。为了更好推动农村公共服务的深入研究与实践创新，本文将对现有关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的理论视角进行梳理，指出它们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并阐释未来研究的可能出路。

一、西方公共服务理论及观点

由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城乡差别小，西方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专门研究文献比较少见，大多将其纳入公共服务的一般研究当中。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较为均衡，城市和乡村公共体系较为完善，基本没有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差异问题，因此西方较少采用“农村公共服务”表述方式。公共服务旨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下面就西方学者对于公共产品的研究做详细梳理。

（一）国外公共服务研究的发展

公共产品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现在一般认为，国外最早对公共产品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其次是亚当·斯密从国家职能角度对公共产品展开研究，奠定了财政学的理论框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除了阐述“看不见的手”原理外，特别指出政府必须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建立国防、设立司法机关、维持公共事业和维护公共设施等。

真正赋予“公共产品”形式化定义始于保罗·萨缪尔森。林达尔(Lindahl,1919)提出“林达尔均衡”的概念，并首先用局部均衡方法求解公共收入最优水平。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 1954)最早用分析的方法定义公共品，并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推导出公共品的最优配置条件。之后，许多研究都沿着萨缪尔森把公共品纳入由价格和产出水平决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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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均衡理论的方法进行。马斯格雷夫(Mursgrave, 1959)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进消费者偏好重新构造“林达尔均衡”。弗利(Foley, 1967)在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提出“林达尔均衡”的一般均衡条件。公共产品理论的不断拓展和模型化，使之逐步成为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核心。随着公共品分层供给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地方公共产品理论。

（二）关于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探讨

蒂布特（Tiebout, 1956）贡献了经典的理论模型，通过“以脚投票”机制解决公共品偏好显示和供给问题;1965年，布坎南(Buchanan)正式提出了俱乐部理论，指出在自愿提供公共品的前提下，俱乐部成员的最优规模是拥挤成本与新成员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围绕着地方政府规模大小和公共品在地方政府层次的最优供给问题，麦奎尔(Mcquire, 1969)贡献了类聚分隔和最优辖区规模模型。关于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证研究是多方面的，如Barro等人(1995)研究了公共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Sandler等人(1999)研究了公共品对地区发展的影响;Durlauf (1996) ;Nechyba (2000)研究了公共品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及以后，国外专家学者更多关注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模式、途径、质量和制度安排的研究。对传统理论—由政府提供全部公共服务的反驳。公共选择关注的中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它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官僚机构来提供”。政府职能转变主要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制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府权力的多中心化。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包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公共事务引入内部市场机制等。”

对公共服务的两条不同途径的探讨。马克霍哲曾对当代行政改革的主线做了这样的评论：我们的社会处在一个关键的交叉路口，公众对政府生产力低下失去耐心。两条变革途径似乎正在交叉:一是高举民营化大旗，利用民间部门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必须的公共服务;另一条是公共部门提出一系列创新方案，改善对公众的服务并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他提出的公共部门的创新方案中，建立伙伴关系是核心要素之一，所要建立的伙伴关系包括社区伙伴(公民与志愿者)、私营部门伙伴、非营利组织的伙伴等。

从上面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源远流长，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建立了不同模型，内容庞杂，十分丰富。当前，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关于公共服务理 论的研究方兴未艾，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较多的对于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及方式之探讨，包括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评估的数量化；公共产品研究的国际化；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的多元化。虽然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较少，但关于公共服务的研究可以作为改进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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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农村公共产品研究与进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三农”问题更多聚焦在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等问题上，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受到的关注较少，政府的政绩观主要就是追求GDP的增长。当然，这个时期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界定与特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剖析与政策建议、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增收的实证研究等。

（一）我国对于农村公共服务定义与特征的辨析与明确

探讨农村公共服务体制问题，首先必须对公共服务、农村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体制等概念进行界定。相对于“公共产品”具有较为严格的界定而言，“公共服务”没有确切的定义。 国内学者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定义大都基于萨缪尔森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这样的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即农村公共服务是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的总称。聂火云，周黎鸿（2008）认为，由于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农村公共产品也有其特殊性。一是绝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为地方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并非所有的公共产品都能覆盖整个国家，更多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只能局限于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二是满足特定人群需要的公共产品，指对居住在大、中、小城市（含城关镇）以外，居住在乡村的我国约9 亿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称“纲要”)界定了公共服务所包括的领域，即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促进就业、减少贫困、防灾减灾、公共安全、公共文化、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以及社会公益险技术研究、国防等。《纲要》明确指出，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承诺，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能，运用公共资源全力完成。王小林(2008)认为农村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共同需要的，为农村居民公众利益服务的事务，这些事务不能只受有关市场规则的制约，而应由专门的组织与调控形式约束。

（二）我国学者对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探讨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制度经济学显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林万龙(2000)通过案例分析证明，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以后，至少在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发生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变迁的基本特征是相似的，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不再限于政府，而是出现了民间供给主体，主要由他们承担变迁成本，并享有变迁收益。林万龙(2001)还通过构建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决定和影响制度变迁的诸多因素。刘保平等(2003)则指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度的实行并没有给公共产品供给提供有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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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从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运行过程来看，其仍然是公社时期供给体制的延续。

叶文辉(2004)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中从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变迁、乡村社会税收体制变迁、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等角度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和改革问题。他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改革和创新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在农村税费体制向城乡统一税制变迁的同时，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进行调整，更多承担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在上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财力支持增加的同时，应推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创新，形成多元化的有效供给格局。

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和多种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研究，是基于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有关理论而展开的。对于这个问题，目前专家学者与实践者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唐铁汉等《公共服务创新》一书，阐发了对于公共服务改革创新的一些看法，如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法治化这“三化”是公共服务方式创新的发展方向，市场化改革要求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政府应打破行政垄断，逐步开放公共服务领域。但是，在书中也有学者对中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改革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条件还不很成熟，因而要警惕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陷阱，强调“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政府失灵的解药，但并非整个社会的解药”、“公共服务市场化本身形式各异，并非适合每个国家”。这些观点和理念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改革与创新很有借鉴。

笔者认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改善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状况和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并相应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农村公共服务的问题提供了基础，拓宽了视野和思路。但总体来看，研究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缺少对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因而有些问题仍需深入探讨。通过对国内外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对特定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相应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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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外文文献译文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的私人供给：

补贴的竞争

世界上有多达 30 亿的人口住在农村地区，而大部分地区都缺少通讯，电力，饮水，卫生设备和交通等服务。这些都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它们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很多国家这些供给都由公共部门垄断，这样的供给往往是高投资，低回报，运营水平低和维护不及时，并且对当地需求的变化反应也不及时。市场规避，政府介入，还有隐性的补贴，这些都难以对资源形成有效的利用，从而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不能对穷人进行专门补贴；不能说清成本与收益或者减低对补贴的依赖。

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向能够更加有效的供给基础设施服务的方案敞开大门。这些改革建立在竞争日渐激烈的市场和没有具体化的充分竞争的市场规章的基础上，通过税收制度来回收成本。这些改革旨在加速服务增长和创新，使产品供给更加有效，提高对不同用户的需求和支付能力的反应速度。

但是，服务供给者只准备在商业范围内供给服务，这和政府扩大供给范围的愿景之间存在差距。很多农村地区，或者退一步讲，低收入的农村地区，仍然没被包括在内。

补贴也许能被证明是缩小差距的正确手段。宽泛的讲，当供给服务的成本小于收入时，补贴就会发生。差额由政府或用户以及其他企业支付。补贴的经济学原理是建立在消费和产品外在性，网络外在性，和规模经济的基础上的。在可接受的价格范围内获得这些服务被认为是能够让农村地区人们公平有效的加入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

农村地区补贴实践：

在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大背景下，对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补贴旨在发展私人供给服务的市场。补贴被设计成能够使在商业方面上的不盈利的投在转到社会需求投资上来。大致上不确定对社会有用或者很可能跟原来政策方向不一样的计划很难被继续实施：

1、好的补贴实践能让参与方都对服务供应商提供经济支持：服务提供者为自己的资金投资而承担风险，建立一些基本的设施，并在一定条件下在给定时间内提供服务。

2、政府帮助服务提供者具备充足的投资启动资金。补贴被用来减少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敏感群体的进入壁垒，比如，初始连接，装备，设施收费。对顾客的收费能够至少弥补日常运营与维护成本。

3、与顾客关系密切的家庭设施，顾客需要支付一部分投资成本，弥补服务的投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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