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应星(8)

镇企业不再是可以依赖的税收来源，乡镇企业经营不佳导致的不断增长的银行呆坏账正在变成自己的沉重负担。在这种局面下，最好的策略就是将企业关闭或者卖掉。从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来看，因兴办乡镇企业而导致的历史银行负债即使在2000年以后仍然在基层政府的债务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④[根据2004年左右的一项乡镇债务的案例研究，尽管这些乡镇的乡镇企业早已转制，但是在湖南、重庆、吉林三省的被调查乡镇中因乡镇企业所积累的历史债务仍然占23%—48%之多。参见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另外根据对湖北、湖南、河南的乡镇债务研究发现，乡镇负债中乡镇企业债务的比重平均为27%.参见谭秋成：《制度考核、制度租金榨取与乡镇债务》，《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6期]

从政府方面来看，虽然分税制使得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开始“脱钩”，但是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性质。相反，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意识在支出压力下被大大加强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寻求新的、可以自主支配的财政收入来缓解支出的压力。与此同时，市场化和企业改制带来了大量的体制外“自由流动资源”。在这种局面下，

政府权力虽然退出了直接的企业运作，却开始成为攫取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规模巨大的“自由流动资源”的主要力量。⑤[关于政府行为在这个时期变化的定量研究，参见陈抗、Hillman 和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张军、周黎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三）全面市场化的社会影响

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和分税制改革，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分权转向集权的同时，企业的产权变革和公司化改造开始使社会经济遵循资本化的逻辑来运行，确立了成为社会共识的市场意识形态。企业转制促进了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这是90年代中国社会最具活力的发展力量。 国有和集体企业转制有力促进了市场化的进程，也带来了民营经济的繁荣。城乡个体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1994年第一次达到10%，此后迅速增长，到1997年产值增加了118倍，占到工业总产值的18%.同时其他各种形式的企业如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合伙联营企业等也迅速增长，到1997年也占到工业总产值的18%.①[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民营经济的兴起，反过来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市场化进程起了

有力的推动作用。至此，改革初期的双轨制经济基本上为市场经济所代替，全社会也形成了对市场经济的基本共识。 但是，民营经济的繁荣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主导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虽然地方政府兴办企业的激励被减弱，但是其行为模式的变化仍然是我们理解这个时期改革的社会影响的重要线索。

在中西部地区，随着分税制后大量的乡镇企业转制或倒闭，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的财政开始出现危机，由此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农民负担问题。很多经验研究都表明，自1990年代中期起，农民负担便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村的主要社会问题，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②[参见T.Bernstein XiaoboL ü，Tax ation wi thout Rep 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农民负担的加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权层层上收，最基层的县乡政府入不敷出，将危机转嫁到农民身上所致。③[陈锡文主编：《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据统计，2000年，农民承担税费总额1359亿元，比1990年的469亿元增长了1189倍，农民人均负担增长了2101倍，农民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例在7%—12%.而且，教育的产业化、医疗的市场化都使农民的支出大幅增

加。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农民增收的下滑。④[1996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9%，1997年增长4.6%，此后一直下滑，到2000年时，增长率仅为2.1%.参见陈锡文等编：《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农村在此前一直是改革最为成功的领域，90年代中期以后，“三农”问题却开始变成改革的又一难点。

在东部地区，企业转制产生了大批下岗工人，而城市私有企业、第三产业的兴盛又吸引来大批农民工，这都对城市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1990年代后期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展开、私有企业的园区化、各地纷纷兴建开发区以及外资的逐渐涌入，城市建设用地成为日益稀缺的资源。1998年修订出台的《土地管理法》为将农村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提供了法律依据。自1990年代末开始，城市化浪潮正式展开，这为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也成为延续至今的新发展模式。这种以城市化为核心动力带动的增长模式，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发展道路，带来了规模巨大的财富，使东部地区的城市生活进入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媲美的阶段。但是与改革初期的工业化浪潮相比，这也是通过以制度手段使农民失去土地为代价而实现的。在新一轮以市场、土地和城市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中，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初期几方“共赢”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趋于式微，

权力和市场结合而形成的分配机制成为主导，区域间、区域内的收入差距迅速加大，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大量的“弱势群体”开始出现并日益增多。⑤[据赵人伟和李实的研究结果，1988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82.参见赵人伟、格里芬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根据李强的研究，1994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434的水平，1996—1997年则攀升到0.4577.据估算，2000年以后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不低于0.5的水平。参见李强：《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李强主编：《中国社会变迁3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与此同时，市场化改革进一步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配置都遵循着资本的逻辑而展开。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纷纷转制和解体，致使将农村劳动力维系在农村社区的各种纽带大为减弱。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开始超出原有经济特区的流向范围，以成本最低的形态向所有资本所在地流动。由此出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汇集的洪流，在中国的大地上由西至东、由北向南流动，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

农村劳动力外出具有双重的效应。一方面，这种流动促进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在更大范围实现了劳动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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