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应星(5)

在单位制委托—代理不充分、集体制产权模糊不清晰的条件下，企业代理人很易于为了摆脱计划经济的重重束缚而加大对下属集体企业的控制和操作来实施模拟市场运营。80年代后半期，集体企业，特别是厂办集体企业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了潜在的巨大作用。在价格双轨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在存量逻辑上可利用单位体制中的行政优势协同权力或利益的相关行政部门与主管上级乃至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争取在生产额度、生产资料价格、行业垄断和财政补贴等国家资源上尽可能获得指令经济中的政策性利润，同时也可利用增量上的准市场原则，与企业内外的各种经营性单位形成各种交易活动。而这其中，那些国有企业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厂办集体企业，便成为滋养此类活动的最便利的交易平台。

这一时期，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等非公经营性组织建立起了广泛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相关产业领域，国有企业往往采取外包制，将一些初级产品的加工发包给乡镇企业，并在生产资料计划价格、生产工艺和技术人员上提供支持，以尽可能换取乡镇企业市场经营所得的利润。

相比而言，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占绝对地位的地区，集体企业则发挥了模拟市场运作的强大功能。

这一时期的集体制与70年代末期有所不同，自国有企业施行承包制后，厂办集体企业成为被所属国有企业牢牢控制、并将触角伸向各种交易领域的重要载体。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和民主监管渠道，企业代理人往往在“二级产权”的集体企业安插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将这些生产和销售实体作为与非公经济单位私下接触、秘密约会的据点，通过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间的差价来直接赚取利润，或将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集体企业来暗箱操作。②[J eff rey D.Sachs ，Wing Thye WooYang Xiaokai，“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2000]由于集体企业创办初期，没有与兴办单位、投资单位、主管部门及出资职工明确投资、借贷或扶持关系，因而与所属国有企业之间并无规范清晰的权利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集体企业成为所属国有企业盘整、优化、隐匿和转移资产的首选场所。 事实上，虽然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集体制在产权结构和组织形态上有所不同，但在改革的前十年的双轨制运行中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乡镇企业内生的共有产权和隐性产权，既保证了农村共同体内部的部分收益分享，也是激励基层社会活力和促进地方经济迅猛增长的基础；而国有企业基于单位制和集体制之组织形态的双轨运行，也为计划体制改革寻找到了突破口，为国有企业拓展了一定的市场空间。

但由于双轨制并没有确立明晰的产权结构，使规范的合约无法得到有效执行，故而很容易使权力寻租成为此阶段最大收益的支点，使市场的统一配置遭遇到根本的威胁，不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双轨制的终结：市场化改革的先声

虽然双轨制运行并没有妨碍资本积累和经济总量的增长，但模糊的产权制度却加剧了社会经济各个层面上的危机。首先，以集体制为核心的双轨制，其运行机制和经营目的都与共有分配体制有实质的不同。其次，双轨制条件下由于地方社会的利益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很容易形成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乡镇企业的资源获得和产品销售不完全遵循市场的规则，而当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将企业的一部分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给内部管理人后，也强化了自身价格垄断的势力，并将国有企业转包和分解经营，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资产的“部门私有化”，权力利用价格“剪刀差”介入到倒买倒卖的灰色区域，从而产生了如“官倒”这种权钱转换的现象，付出了社会公平的昂贵代价。同时，模糊产权中的权力运作，也强化了企业经营的短视效果，使合约丧失了规范效应，迫使国家不得不通过财政补贴来弥补由此形成的市场漏洞。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渐进改革的要求和短缺经济的条件下，无论是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在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产品价格之间，或是经济特区与内地城市之间，都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在双轨制上的非生产性的商品买卖市场，形成了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的灰色交易地带，各种交易或显或隐地进行，均以合法或非法、或介于合法与非法间的方式，构成了中国改革主流之外不和谐的间奏。

可以说，双轨制在市场意义上所产生的负面社会经济效应，一则表现为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循环恶性发展，二则表现为各种权力的寻租活动。由于统一市场无法确立，政府为维持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稳定，必须进行巨额补贴，结果不仅使中央政府财政吃紧，甚至出现了批发价高于零售价的畸形现象。更致命的是，权力强行进入交易活动，致使“官倒”盛行。①[参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编：《腐败寻根：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988年，宏观经济再度吃紧，三年多的高速成长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

随着轻工产业的发展加快，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的紧张更趋激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从1988年3月起，中央决定放开管制，取消物价双轨制，

进行“物价闯关”。这一政策的强令出台，即刻使各类商品价格在全国范围内迅猛上涨，由此引起公众的恐慌心理，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潮。

事实上，试图通过一步到位的价格闯关来解决通货膨胀和价格双轨制的问题，显然是脱离实际的。1988—1989年的危机充分说明，改革十年后中国社会经济所遇到的突出矛盾，根本不是价格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宏观经济问题。当双轨制所造成的二元结构矛盾凸现出来，社会经济结构必须加以重组，才能使中国的体制改革稳健地迈入新阶段。

二、市场与权力：社会分配新格局的确立：1990—2000年

1980年代末价格闯关失败等诸多因素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三年的沉寂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即以一体化的市场体制来替代双轨制，以更为明晰的产权制度来改革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由政府推动、进而全方位展开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公平在1990年代中后期陷入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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