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应星(4)

有权”的逻辑越来越远。而苏南地区则将地方行政代理人作为当然的企业代理，不仅政企不分、家企不分、公私不分，而且通过企业经营的市场增量来确立自身的隐性产权的合法性。

这是因为，集体制产权实际上是一种将基层社会、经济、政治乃至伦理关系融汇起来的复合产权。在现实的企业经营形态中，除集体承诺的就业意义上的稳定收入和福利外，“共有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乡镇企业发展初期，集体制除提供土地和劳力外，无法提供任何资金、技术、人才等市场竞争中的硬实力，企业经营必须尽可能集中当地的各种优势；而在双轨制的前提下，能够充分调动和配置各种资源的只有政府权力而非资本。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不仅因财政分权而逐渐掌握有越来越大的权力，也以此为中心搭建行政管理、银行借贷和民间融资等各种隐性的交易和庇护关系，通过集约各种社会资本来降低交易成本，④[参见Victor Ne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Hybrid Forms ，PropertyRight 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dminist rati ve Science Quarterly ，vol.37，1992，pp.1-27]在市场增量的部分将”委托“和”代理“并置起来，建立隐性产权的合法权利。

因此，地方政府的行为并非完全体现为一种具有公共目标的长期战略，更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即以各类资源配置的精英主体为核心，搭建起排他性占有的社会网络，形成一种“圈内归属”。⑤[参见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资本持有者可以适度地让渡自己的一部分剩余权，民间能人可以有效地结成人际信任和交易纽带，乡镇企业的实际操作者则可通过对企业收入享有的部分支配权加以适当地补偿调节，根据具体政策和条件的变化来调整集体产权的公私边界。

总之，乡镇企业的双轨制体现为集体制存量上的“共有产权”和实际经营增量上的“隐性产权”之复合体，前者是农村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基础，而后者则具有市场增量改革意义上的占有合法性，虽然它更具有默会的性质，却是改革的前十年激励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种双轨制意义上的双重占有逻辑，直到1990年代企业改制才彻底地暴露出来。①[参见张建君：《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比较苏南和温州的不同实践》，《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显然，双轨制的运行机制与市场化的抽象逻辑相比，更具有地方社会关系的属性，更具有随机应变的博弈能力，更带有地方保护主义的性质。而所有这些特点，虽易于获得生产要素、塑造初级产品生产和销售竞争的技巧，但对于规范的市

场运作来说却是很不利的。更重要的是，借此机制运行的乡镇企业也越来越易于偏离集体制的实质理念，转而成为地方政府用来表现政绩和增加收入的工具，或成为集体资产私人化的平台。

2.国有企业内的集体制

1980年代中期，在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央在国有企业也开始实行了大范围的改革，因循了“一包就灵”的承包制思路。1987年后，承包制采取放权让利的办法在国有企业全面铺开。从国家政策来看，企业承包制改革显然贯彻了计划与市场的双轨逻辑：即在存量上“包死基数、确保上缴”，在增量上“超收多留、歉收自补”，既通过“上缴利润定额包干和递增包干”来完成行政指令任务，又通过“利润比例分成”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性，将工资总额与实现了的税利挂钩。②[张卓元、郑海航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第34—35页]

事实上，企业承包制改革并没有完全实现同一时期中央所强调的“政企分开”的改革目标，而产生了双重效果。为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一方面将企业活动落实到经营核心上来，并通过适当的收入调节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管理和劳动激励；但另一方面，这一改革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行政构架，反而因为有了一定的自主经营和利润空间

而成为权力干预的场所。因此，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行政体制和以集体制为平台而运行的模拟市场，③[有关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模拟市场”的讨论，参见徐桂华：《兰格“模拟市场”模式评析》，《世界经济文汇》1990年第2期；罗卫东、蒋自强：《兰格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渊源》，《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成为企业承包制运行的两个基本机制。

中国城市社区中的集体制企业，主要有厂办集体企业和社办集体企业。70年代末，大批知青返城，国有企业和社区街道为解决本单位或本区域职工家属及子女就业问题，扶持开办了一批“安置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初期，集体制企业多少具有一种“养子”的身份，国有企业既对集体企业提供了一些行政性的扶持，如办理集体企业开办及投资项目和经营手续等；也提供一些经济性的扶持，如出垫底资金，出旧设备、厂房、场地，派管理和技术人员，或为集体企业担保贷款等，④[廉莉：《关于厂办集体企业研究》，《上海集体经济》2004年第5期]成为企业“办社会”或“福利化”的又一种形式。

但从产权的角度看，集体制可看作单位制国有企业的“二级产权”；企业职工在身份上也有差别，被明确区分为“全民职工”和“集体职工”。与乡镇企业具有村落共同体意义的集体

制相比，国有企业厂办集体制不具有任何自然权利的性质，亦非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权，更类似于国有企业的下级行政所属单位。集体企业始终处于一种悖谬的处境：它在产权和经营上具有极强的行政依附性，属于国家单位支配下的企业组织，但职工在身份上却不属于国家职工，因而在实质上不具有“公有权利”的意涵，在产权和身份上都是极其模糊的。 随着企业承包制的运行，特别是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实行，国有企业事实上开始按照计划经济的存量逻辑和市场经济的增量逻辑来运转，虽然在单位制内企业管理层的人事任免权、资源配置权、价格议定权都依然受到行政指令性的制约，但在负责承包经营的厂长经理的行政权限内，特别是像集体企业这样的“二级产权单位”内，厂长经理则具有充分的控制权。企业承包在集体制内并没有彻底实现集体所有的共有权利结构，与此同时，厂长经理作为行政委托的“代理人”，其权利也不是独立的：一方面他的任免和任期皆由上级部门决定，另一方面他也不享有任何剩余权，因而承包制下的合同并不具有完整的约束效力。①[Yang XiaokaiNg Yew-Kwang，“Theory of the Firm and St ructure of Residual Right s ，\\\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 z ation，vol.26，no.1，J an.1995，pp.10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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