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重大转型及其对(3)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现足对工业社会变革的反应这个逻辑，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当下这个社会状态的特性。

从福利国家遭遇的这些问题来看，社会危机

的性质改变了：由于知识的匮乏而造成的社会排

斥超过了工伤和疾病引起的贫困；老龄的恐惧由生活无着变成难以支付高昂的医疗照顾费用；就业准备变得比失业保险更加重要。这一切都迫使福利国家从观念到实践进行根本的变革。吉登斯警告说，“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它们的管理风险的能力”。…踟吉登斯还认为，目前福利国家的危机在于“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步伐，以便覆盖那些新的风险，比如与技术变迁、社会排斥或者不断增加的单亲家庭有关的风险”。［２］１２０吉登斯的论断使我们认识到，“福利国家

的危机远远不仅是财政的危机，而且更是结构的

危机，甚至还是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它的合理性与公平性的危机”。拉’

在这种情况下，以英国的吉登斯为代表一批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开始了重塑国家合法性的努力，他们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政府行政和社会政策的实践。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吉登斯要求福利国家从观念到结构的更新：重新界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改“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从个人争取政府的保护，转变为个人寻求“自主与自我发展”，政府的功能应当从提供经济援助改变为进行人力投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要全面调整。吉登斯明确提出了社会投资福利战略和积极福利制度、福利社会等概念，提出建设一种能增强社会包容性，但又不限制个人对自己风险的责任，鼓励个人积极创造的积极性福利制度的改革方向。这种积极福利不是要取消福利国家的开支，而是改变开支的方向，从福利消费支出，改为教育、培训、创造就业机会、鼓励风险投资、弹性的工作制度等社会

投资支出。另外，吉登斯主张用“福利社会”的概

念取代“福利国家”，也就是福利不应仅仅由中央政府提供，应该调动地方政府、社会第三部门、企业和个人等共同承担社会福利责任。无独有偶，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加州大学的社会福利学者詹一９０一

万　

方数据姆斯 米奇利（Ｊ踟ｅｓＭｉｄ甜ｅｙ）提出了发展性社会福利政策。［３］所谓发展性社会福利政策是一种把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整合起来的福利思想。米奇利回顾了促进社会福利的三个传统手段：慈善、社会工作和社会行政。他认为慈善和社会工作是针对个别对象提供物品和服务，或者提供治疗和康复；而社会行政则依靠税收来支持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些传统的手段都没有从宏观结构上把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而发展的福利观正是要强调在与经济发展动态结合的过程中，通过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来促进人口整体的福利。

上述这些新发展战略和福利思想对西方国家

的政府行政和社会政策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原先的福利国家纷纷采取了应对新型风险和危机的措施，改革原来的社会保护体系，重新寻找社会政策的定位。社会投资型国家或能力促型国家

（ｔＩｌｅ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的发展战略首先推动了发展型

社会政策的产生。

２．贫困的再认识：反“社会排斥”实践对政策

转型的推动

近年来，欧洲学术界在社会政策的研究中非常重视社会排斥（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这一概念，有关贫困及社会不平等的研究都把注意力投向反对社会排斥，增进社会融合（ｓｏｃｉａｌｉｍｅ霸ｔｉｏｎ）上。所谓“社会排斥”，原先是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主导

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别人分享之”。譬如他们担心移民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而感到有必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人们所接受，在社会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领域被广泛使用，但含义已经被扩展和泛化。社会排斥被认为是“当一些人或地区受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如失业、技术缺乏、收入低下、居住条件恶劣、高犯罪环境、健康状况不佳及家庭破裂等等的困扰时，可能发生的情况

的简称”。［５１这是有劣势地位“导致某些排斥，这些排斥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大的社会排斥，并最

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的，这种偏见和歧视

要对这些人加以社会排斥。【４３９０年代，全球面临的社会问题使这一概念很快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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