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辩证法辩正(2)

上是一种反身性逻辑，而形式逻辑则要回避反身性。反身性就体现出自否定的自由精神。它表现为不安于现状，要突围，要成为自己所不是。

否定和反思在黑格尔辩证法中构成内部结构，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古希腊的辩证法非常崇拜语言。赫拉克里特说逻各斯是万物的规律，是事物的“命运”。逻各斯就是话语。为什么西方这么崇拜语言？中国人很是不解。古希腊城邦是一个契约的社会，是一个法制的社会，他们写在纸上的东西是要作数的。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这在古希腊就是如此，签了字的文书、法律是必须遵守的，他们靠逻各斯生活，它是人的命运，神的代表。逻各斯代表辩证法中的反思精神，一贯的逻辑精神，这就是辩证法的语言学起源。否定思想的起源就要从“努斯”说起，所谓努斯就是灵魂、精神、理性的意思。柏拉图说：“努斯就是那能动的东西。”它是一个推动者，万事万物运动的根源。逻各斯和努斯这两个字都译为“理性”（reason）。所以理性不是一个单纯的东西，是一个二重结构，是一个矛盾统一体。逻各斯讲究逻辑、规范、确定性；努斯强调不安于现状，打破现有规范，实现更高的超越。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西方理性以及黑格尔的辩证理性。它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是超越，即努斯；一是规范，即逻各斯。理性首先着眼于其规范性，但这种规范通过超越才能得来，更高的规范需要更高的超越，这样才能建立普遍的规范，否则将陷入感性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反过来，努斯的自由超越只有在逻各斯的规范内才能实现。中国历来的“自由”，如老庄、禅宗就是要追求一种打破一切规范的完全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没有效果的。真的超越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要有了自己的规范后才能超越。中国古代的自由精神之所以没有结果，道家、佛家的自由无羁之所以最终需要儒家、法家的规范来收拾，就在于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一套规范。所以，规范性和超越性两者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这才构成了西方的理性精神。这是与我们所不同的，儒家、法家有一套规范，道家禅宗有超脱精神，两者是分裂的。同时，儒家的规范是没有自由的，它是建立在传统、风俗习惯上的。道家的超越又是没有规范的。

在黑格尔这里，他将自由的超越和必然的规范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将自由和必然结合在一起，他是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想到理性通常想到逻各斯，即逻辑主义，但黑格尔的理性里还有努斯，即超越。他强调逻辑、规范是给人一种工具来实现自己的自由。他认为这一过程就是历史，历史是有理性的。因为历史本身就是自由创造的，如果说历史中没有新的东西创造出来，那就不是历史。黑格尔说中国历史有五千年，但中国没有历史。西方从中世纪否定古希腊，从文艺复兴否定中世纪，体现出自由的不断上升的东西，创造出过去没有的东西，这才是历史。因而历史是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都有它的逻各斯，下一阶段就是对上一阶段规范的突破而建立起新的更高级的规范，这样的历史就可以由理性来分析。历史不是一大堆资料的堆积，而是与逻辑一致的。黑格尔是第一个想在历史中发现规律的人，但现在哲学家大多认为历史没有规律，所以非常排斥黑格尔。似乎黑格尔提出历史理性是对人自由的压制和束缚，这是一种误解。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不是先提出一个框框，而是从人的自由创造找出的规律。人的自由创造并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它受已有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就有一种历史的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是可以用逻辑来把握的。当然，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辩证逻辑。他要让形式逻辑的枯骨燃烧起来焕发生机。

下面讲中国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中国人的理解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正误。中国传统缺乏语言学的东西，我们接受西方辩证法不是从语言层面上理解而是从事实层面上理解的。比如“矛盾”这个词，我们很容易想到《韩非子》上的那个寓言故事。由于中西语言的差异，所以我们只能采取一个实物性的概念，好像矛盾学说就是讲一个矛和一个盾的冲突。这样理解就错了。“矛盾”这个词在德语中既有冲突又有说话的意思，Widerspruch就是一句话里的自相冲突，是一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汉语这样表达带有一定的缺陷性，认为矛盾就是两个事物的外部冲突，将矛盾与对立混为一谈。矛盾不同于对立，比如黑的和白的就是对立，白的和不黑的才是矛盾。辩证法就是讲同一个东西同时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我们所理解的矛盾通常就是指两个东西的对立，“一分为二”，这是有传统文化渊源的。如王安石解释事物运动的根源说，这是因为事物中包含两个成分，他称之为“耦”。“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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