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主自治制度(4)

[1]参见王先明：《近代绅士》，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2]引自丁旭光：《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研究》，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3]参见阮毅成：《地方自治与新县制》，台湾联经1994年版第10—13页。 [4]1958年11月10、12日，《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5]撤销人民公社恢复乡镇设置是1983年以后的事情。

[6]参见钟朋荣：《十年经济改革——历程．现状．问题．出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69页。

[7]参见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1993年以来历年的研究报告。

[8]王京文：《美国观摩团眼中的中国基层民主》，载1998年第14期《瞭望》周刊。

[9]详见唐建光：《1998年岁末四川遂宁市中区一个偏远乡镇进行了一项秘密试验——直选乡长》，载1999年1月15日《南方周末》。

[10]详见黄卫平主编：《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最新突破——深圳市大鹏镇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政治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月版。

[11]侯振威：《中国试行干部引咎辞职》，2000年11月13日《北京晚报》第2版。

[12][13]参见刘喜堂：《关于乡级民主发展的调查与思考》，载2000年第2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4]同[9]

[15]参见1999年第2期《乡镇论坛》，第3页。

[16]参见彭怀恩：《认识台湾——台湾政治变迁五十年》，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出版。

[17]徐勇：《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对四川达川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调查与思考》，载1997年第3期《战略与管理》。

[18]转引自白益华：《中国基层政权的改革与探索》，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9]见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载2000年第4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朱光磊、程同顺：《在更大的背景下认识村民自治》，载1998年5月号《中国书评》。

[21]李连江、熊景明：《从政府主导的村民自治——迈向民主选举》，载1998年12月号《二十一世纪》。

[22]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载1999年第12期《读书》。 [23]黄广明、李思德：《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 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载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参见2000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 [24]张厚安：《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6—477页。

[25]见1999年3月26日《经济学消息报》。 [26]见1999年11月22日《山西日报》。

[27]张天：《公社制度终结后的农村政治与经济——浙北农村调查引发的思考》，载1997年第3期《战略与管理》。

[28]沉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1998年第6期《战略与管理》。 [29]胡永佳：《村民自治、农村民主与中国政治发展》，载2000年第2期《政治学研究》。

[30]见1996年4月11日《中国妇女报》。 [31]见1996年5月2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32]王振耀：《中国的村民自治与民主化发展道路》，载2000年第2期《战略与管理》。

[33]见2000年11月28日《每周文摘》。

[34]王旭：《探求新的民主化模式：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1997年第1期《当代中国研究》（美国）。

四议两公开：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再实践

两公开, 基层, 制度, 民主, 实践

转贴于和谐社会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集体经济发展，

扩大农民群众的民主参与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是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促进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实践，实现了决策过程让群众参与，决策效果由群众检验，破解了农村基层组织在推进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新课题，走出了一条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和谐发展的新路子，四议两公开：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再实践。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核心就是村级组织得人所有重大事项都必须在村级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进行决策和实施。“四议”即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策；“两公开”即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看，“4+2”工作法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和严格的程序，把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要求贯穿到农村党组织工作的各个环节，使党的领导、民主管理和依法办事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从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看，“4+2”工作法提升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保障了党员民主权利，实现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民主管理意识和法治意识，把民主贯彻到“4+2”工作法的全过程，使广大农村实现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从推进新农村建设实践看，通过推广“4+2”工作法，突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进一步调动了农民自我组织、自我建设、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群众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新农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得到充分调动，变“组织要农民干”为“农民自己主动干”，变干部、群众两股劲干为一股劲干，进一步焕发干事创业的热情，为新农村建设注入生机与活力。 从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看，推行“4+2”工作法，增加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透明度，村干部主动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工作方法上从行政命令转向用民主法制的办法推进工作，管理模式上从包揽一切转向引导党员和群众共同参与，权力运行上从封闭运行转向党务公开、村务公开，可以有效解决村里的疑难事务和棘手问题，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确保农民的各项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更好地监督村干部的决策行为，确保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 基层民主管理是我国民主政治生活中最为广泛的群众民主实践活动，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公民自治等形式实现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民主管理的要求。村民自治制度与城市居民自治制度是在我国农村和城镇依法建立的实现基层民主管理的制度形式。下面，我们从基层民主的含义与意义，扩大基层民主的重要性、重点与原则，村民自治制度与城市居民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等方面展开分析。

一、基层民主的含义和扩大基层民主的意义与途径

（一）基层民主的含义与意义

基层民主是我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阶层人士，在城乡基层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的民主权利，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教育民主等内容，具有全体公民广泛和直接参与的特点。它不仅是一种基层自治和民主管理制度，而且作为国家制度民主的具体化，是社会主义民主广泛而深刻的实践。

基层民主对于我国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意义重大。基层民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基层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有完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没有基层民主制度，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没有基层民主制度，就没有中国的法治政治。

（二）扩大基层民主的重要性

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扩大基层直接民主，是推动国家直接民主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我国现阶段，人民群众主要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实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这是一种间接民主。民主发展的这种状况，是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在现阶段，通过发展基层直接民主，一方面可以创造各种直接民主的形式和经验，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为将来发展直接民主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

（三）扩大基层民主的重点

现阶段，扩大基层民主的重点，是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

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在农村，要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在城市，要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在企事业单位，要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要针对存在的问题，重点抓住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进一步实现基层民主和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四）扩大基层民主的基本原则

扩大基层民主，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基层党组织要把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管理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作为改进领导方式方法和加强、改善党的领导的根本途径，切实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扩大基层民主，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只要真正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我国的基层民主就一定能够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村民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

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治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方式，是中国农民直接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的一种形式，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的出现，是中国农村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中产生和形成的一种新型民主制度，是市场经济社会中重构农村和谐秩序的一种尝试。

目前，在广大乡村掀起的村民自治正是基于民主治理的要求而推行的，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其基本原则就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实践中又具体化为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项民主权利和民主制度。“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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