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技术时代经典语文教学合法性研（周志伟）(6)

了，这种方式一旦产生就不可遏制，而且疯狂扩张，不断的挤压情感把握方式的世袭领地，逐渐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乃至是唯一方式。所以在人类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建设并发展了丰富灿烂的语文文化，语文教育也因此高度发达；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开始，也就开始了对语文文化的疏离与抛弃，随之带来的是语文教育的没落。我国的经典性语文教育由盛转衰的分化点是在19世纪末，外国的坚船利炮打破中国的国门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科学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中国掀起了改革社会、追求工业文明（科学与民主）的思潮。科学文化就逐渐取代语文文化的主导地位。

我国对科学文化的追求，首先就是对反映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人文文化的否定（比如“五四”新运动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倡导“德先生”、“赛先生”），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对立，不断的用现代科学文化来挤压，削弱人文文化。反映在教育上，从19世纪起的教育就是一个不断从西方引进工业文明结晶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科学教育削弱经典性语文教育的过程。技术时代科学教育之于语文教育，由开始的对语文教育的分割挤压，已随着社会追求工业文明的步伐加快、程度加深、意识的加强变成对语文教育的对抗与占领。这一方面表现在教育的外在形式上，语文教育从全盛的一统天下走向分科课程，课时上数、理、化课程已超过了语文课程，其教学内容也无限的压缩，语文渐变成了“小五子”、“小六子”。另一方面传统语文主要传授、运行的载体——经典也随着社会的转型得以弱化。从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了发布的谕令：“（我国科举教育）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宜讲实学，挽回旧习。”到“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的“白话运动”，就是对经典的第一次颠覆与消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对大众的超越。文言文作为专门的书面主言，以它和日常生活甚至大众文化的间离，成为构成经典的最佳因素，它赋予了经典以庄严的外表。但书面话和人们口头语的融合之后，形式上和日常生活的贴近，使文章消失了文化与生活的距离，同时也使它失去了人们感觉上的崇高和庄严，从神坛上走下来的经典就不再有神话的味道。

在这种背景下，就无怪乎许多老师、学生，尤其是学生在心理上存在着对语文的学习的漠视乃至于无视，而把大量时间花在数理化等自然学科的学习上。有人在广东对一部分学校进行有关语文学习状况进行调查，结论印证了这一潮流的变化：在被调查的学校的（寄宿制学校）两小时的晚自习学习中，有三成学生是不做语文作业的（包括不看与语文有关的课外书籍），有七成学生做语文作业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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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责，一般是先做理化和英语作业，最后有剩余的时间才做语文作业。总之，社会的转型带来了经典的弱化，这一些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在现代机械繁荣与技术统治的背后,神已隐去，从而将无意义和荒谬留给了世界，物质的繁荣掩盖不了现代人精神上已处于冥暗的午夜。“在这个贫乏的时代，做一个诗人意味着：在吟咏中去摸索隐去的神的遗迹。正因为如此，诗人能在世界的黑夜里道出神圣。”①

（二）价值多元对经典的祛魅

文学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就群体而言有赖于一个中心的文化机制，就个体来说需要某种中心信仰。文学经典与一元中心的价值观具有同构性。但这个根基在读图时代的文化语境受到了质疑，权威性、中心性在沦落，游戏心态、解构神圣构成了这种文化的内核，无中心的狂欢成了这一时代的文化表征。有人概括为：“对历史元叙事的不恭，对玩弄哲学把戏的拒斥，对描述性、偶然性和非连续性的赞赏，以及对随心所欲打破种种规则的渴望。”②现代社会强调理性，人的价值取向基于个人主义，但这种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主张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竞争性的。这一社会“破除了主——客二分法，摧毁了一方胜过另一方的权威地位，中断了同主体范畴相联系的独断权力关系，并由此消除了其隐藏的层系”。③个体已具有怀疑的精神和反文化的姿态，以及对传统的绝决态度和价值消解的策略，使得权威性与中心性成为了一种“极端”和理论。对中心的消解，打破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崇尚和谐，尊重差异性成为这一时代价值取向的重要维度。这使读图时代的个体失去了对经典的信仰与建构经典的冲动，他们否定传统，嘲弄连续性，消解历史感、信奉断裂感。读图时代已颠覆了在中心文化上建立起来的经典的存在根基。如同尼采所说，上帝死了，现在一个诸神狂欢的文化。在这一文化背景中，我们仍用统一的经典材料，采纳已规定的同一的解释去面对当今的学生，怎么不回收尴尬。

在这一方面我们有许多例子，我们学习《项链》时，我们希望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但学生却认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过清教徒的生活，所以谁也没有权利否定一个平民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当“玛蒂尔德”这个小女人历经十年的艰辛劳动，以惊人的勇气还清天文债务来维护自己的信誉与尊严时，我们除了表钦佩外，如仍采用教参上旧有的幸灾乐祸的嘲笑性结

海德格尔：《林中路》，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 [英]安吉林?默克罗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③

[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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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似乎只能显现出我们内心的残忍与阴暗了。而不采用旧有的说法，小说就只能当成一篇辛酸的小故事来读了，失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意义的小说能否还被视为经典就令人怀疑了。同样的例子有《夜走灵官峡》，这篇歌唱工人阶级不畏严寒、忘我牺牲的伟大小说至今还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初中一年级的课本里。从文中我们能读出作者满腔热情的歌颂工人阶级的奉献热情时，似乎忘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究竞有没有能力在一个石壁上照顾比自己更小的妹妹？有没有人想过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有没有责任为大人的牺牲埋单，有什么理由可以高过孩子的生命安全、游戏和受教育权？有人评论说一对夫妇将孩子放在石洞里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作者和语文课堂上教师的有意识的渲染就是一种明火执仗的“帮忙”了，尤其是当这种“帮忙文学”与教育行政势力混合，成为垄断人们头脑和心灵的工具时，这类经典作品就不但不能如教材编者所希望的，诱导学生“理解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相反会被学生视为谎言的制造者，或流行官腔的同谋。

价值的多元，立体的声音，都改变了经典教材的单一的思想，平面的理解：如《与王君甫谏议书》义正辞严，但对于改革带来的天怨人怒，作者所坚持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守不足法”是否就显得过于冷酷；文天祥、岳飞的诗篇爱国之情感人至深，但我们讲述时却总要加上一句，我们的中华民族现在是一个大家族，他们值得赞赏但今人就不应再有他们那时的民族局限性；林觉民的《与妻书》哀婉动人，教师也要另外交待，“国家”的概念是近代才形成，所以革命党人才会在《马关条约》后仍接受日本政府的支持来推翻“中国”的清政府，他们采用恐怖爆破、暗杀的方式当然在现在看来也是不可取的。相似的事实，不同的解释，会让学生对作者行为的本质意义产生动摇，他们也会把这些经典看作仅是一些文字上的材料。祛魅后的经典能否还会让学生产生“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的效果，进而陶冶心灵、形成人格就令人怀疑。

（三）学校语言编码与“去经典化”

福柯说过，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具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限制和控制了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从这点上来说，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语言时，并不是自由自在的，不顾一切。①在学校里存在二套并行的语言系统，代表言语者不同的文化特性。一是广泛编码的学校语言系统，它体现知识的权力，承担规范与权威的使命，决定着学生该说什么，该怎么说。所以有人认为：“国家影响最有效的途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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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Kramsch的后结构主义语言文化观》，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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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最有用的侍仆，不是军队、监狱，也不是精神病院和医院，而是学校。”①另一套是限制编码的学生日常语言系统，它具有个人性与特殊性、基础性和本真性、经验性与直观性的特征。运行已久的语文教育体制将主导文化的支配性合法化，教学实践中“代圣立言”的老师与试卷更对这种支配进行保证与强化，于是学生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在课堂上、作文中，他们用语标准、语法准确、而且有文采，但是用自己的“嘴”说别人的话；《雨中登泰山》、《长江三峡》只能表达作者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榆钱饭》也只统一为歌颂社会主义的优越。问题是这样规训的语言是否对学生还有吸引力，这就难怪“去经典化”现象在学生中大有市场了。

在技术社会里，消费通过大众传媒的鼓吹，已成为社会大众一种挥之不去的潜在文化心理。这种“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使整个现代文化偏转。于是，‘玩’和‘性’成为这种享乐主义的最后疆界。”②无边的消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弥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寸空间。文学经典开始失去庄严，成了大众满足消费欲望的一种并无特殊意义的对象。消费文化按自身内在的逻辑与欲望渴求，把经典的神圣与权威性全部打碎，对文学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追求经典文本的通俗性。这些手法都消解了经典文本的原有的深度意义和艺术韵味，人们对经典的虔诚与仰视已成了一种过去时。有人说，经典的消费化是一种文化快餐，是现今社会打发时光、填补空虚的一种方式，契合了部分青少年猎奇的心理。但学生对经典的竭力通过戏仿及改写等滑稽方式，来瓦解其在历史中的尊贵地位，未尝不是一种对既定语言格局的反叛，以弥补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在内容上，学生开始疏离政治、国家、社会等严肃主题或宏大叙事，转向个体情感的抒发，追求轻松自由的心灵体验，渴望情感、文化、审美的心灵享受。所以学生们对金庸的《八部天龙》进教材表示欢迎，《Q版语文》也引起许多学生的喜爱。在语言的应用上，“GG”、“美眉”、“酱紫”等“新新话语”大行其道，《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在五百年前最后一天思念我自己》这种奇特的行文方式被推崇。“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思念着我的思念”等去语法的文句使用现象屡见不鲜。《大话西游》式的语言是他们最爱用的方式。

学生认为，“去经典化”给了他们很多“一本正经”所没有的乐趣，这样使用语言感觉是真实的、活着的，符合他们现在生活、心情、和习惯。王国维说过：“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有余，于是变而为游戏”。③可

[美]华康德：《解读布丢的“资本”概念》，载《国外科学》，1995年4月。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3月。 ③

转引自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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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文学本是以轻松的姿态出现在文化舞台的，然而由于文学的特殊魅力，它曾一度被统治者用于思想的宣传和统治，进入经典的文学也以其教化、宣传功能作为衡量其正宗地位与价值高下的标准。儒教的入世哲学使文人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作为人生最终的追求，而能把自己的思想和才华统一体现的东西就是文学。中国的历代文人总是将社会、政治等一系列沉重的话题纳于文学之中，借诗文表达自己的理想、抱负。“文以载道”似乎是文学惟一的价值，这样以传递经典文学为使命的传统语文也承载了许多语文无法承担的重负。新技术引起时代的巨变，经典的“消费化”“休闲化”就不可避免了。

三、科学主义的兴起对语文的冲击

（一）语文教学的技术化

母语的学习应该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一些国家（如英国）的语文课程标准规定：应鼓励学生做充满热情的，独立的、反思的阅读者。语文课应是一种精神的漫游，应是好玩的有趣的，应提供机会指导学生体会到写作本身也是一件让人愉快的经历，是一种享受。①陈思和认为语文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感性的，感情的交流把学生心灵中美好的、崇高的因素都调动起来，帮助他们建立一种对生活的美好信心。王富任也认为语文是情感培养，是一种直观的、情感的、审美的语言形式。

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技术的发展已使人类社会形成一种超民族性的现代生存样式:“这一类型自13世纪末以来逐渐形成，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中慢慢成长，它尽管有民族的和其他变异，仍是一种独特的、可以确切描绘的类型：通过‘它的体验结构’来描绘??对这种类型及其生活感来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②由此可看出，人只被视为各种生理的、冰冷毫无生气的对象。这一生存形式同样出现在学校教育中。现代学校语文作为独立意义上的学科，它在现实中，已拥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答案、机械的记分方式、理性的授课内容，语文教学活动逐渐转化为一种韦伯所说的“理性活动”即把一种事物都化为方法问题的方式、用特定的计算和干预工具，将语文教学活动中的人和知识

钱理群：《以“立人”为中心——关于义务教育中语文课程改革的一些思考》，载《语文学习》，2000年第1期。 ②

转引自刘小枫著：《现代性社会理化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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