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技术时代经典语文教学合法性研（周志伟）(2)

没有从国文课程中得到了多少帮助，他们能看能作，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育的成绩。另有一部分学生虽然在学校里修习了国文课程，可是看书不能了了，作文不能通顺，现在实效和目标不符，当然是国文教育没有成绩。”（叶圣陶《认识国文教育成绩》、原载《国文杂志》创刊）。解放以后我们也进行了多次的语文教学改革，但到了九十年代，人们还是得到是“误尽天下苍生尽语文”的否定评价。现在又一轮的轰轰烈烈的教改又拉开了序幕，但从各方面和反馈看，情况并不乐观。“老师讲，学生记”与“红领巾教学法”仍是老师们应付潮流变化的不二法门。更令人不安的是，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起，语文学科日益边缘化；随着大众文化的产生，学生已经开始游移于语文学习的主渠道之外，语文成为他们“能指”的游戏。语文如何改革以适应社会，为自己的合法性存在提供理由，又一次摆在了语文教育者，研究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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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技术时代经典性语文教学的辉煌

语文教学一百年屡次改革却屡次失败的历史现象令人沉思，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只拘泥于语文内部学习方法的修补与学习篇目的调整。人们并未思考语文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同样受制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制约，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必然带来语文的生产机制的变动。从历史评价与横向比较上看，各国语文教学可分为三大模式：诞生于封建农业社会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模式，注重文学的熏陶和道德教育；产生于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社会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实用模式，强调实际的读书能力与表达能力；封建传统与现代工业相结合的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模式，强调语言的实际运用与文学熏陶并重的教育理念。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富，因此中国的语文教育历来就带有典型的经典性语文教学的模式。这一模式主要特点是

一、文字的中心地位

（一） 文字的崇拜

文字是语文教育的基石，它涉及到“教什么”的问题。许慎也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牙赜而不可乱也”。①在前语文教育时期，一切知识，技能的传递只能靠人们的口耳相授，而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深入，巫祝们在祭祀的过程中逐渐固化了做为记载的符号——文字。有了文字，人们就可以积累、交流、描述经验，乃到传授经验、从而开展创造文化的活动。而这种创造活动，得以通过文字在广阔的社会和悠久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古代农耕社会里，随着社会的分层，教育也产生了分化：下层社会进行的仍然是生产、生活教育，而上层社会实行的则是更正规的教育，学校教育长期被统治阶级所垄断。由于知识的积累及抽象思维的发展，文字产生并且文字的掌握越来越成为一门需要长期学习的技术，普通大众基本被排除在文字之外——文字成了统治阶级的独享。统治阶级主导的是精英教育、贵族教育，采用的是文字教育方式，文字逐步取得了其在文化中的优先地位。与口语传播时期通用的那种重复性对话思维方式截然不同，文字能将事件以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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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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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逻辑的和客观的方式进行组织，促成了线性的、序列化的因果思维方式。此外，以页面文字所具有的物质性与口传文化中言辞的稍纵即逝相比，文字以一种相反但又互补的方式提高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与文字权威确立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古代所采用的考试形式，尤其是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以文字考试为标尺、以《四书》《五经》为准绳选拔人才，它在兼顾公平的同时，又将文字的地位推向更高，这样文字经典就被奉为圭臬。还有，古代农耕社会处于前喻文化阶段,其实质是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它注重的是对现有秩序的认同与维护，而文字正适应了这一需要。文字书写的合规则性及其负载的意义，使得文字对稳定有着一种天然的诉求，“词语的力量是我们的生活中最保守的势力”①结果，古代农耕社会的教育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字教育。

文字教育以文字为手段，推崇文字理性，重视在阅读中形塑个体。人们用文字来记录言行、表达思想、传承文明。因而，在凝固的文字中蕴藏着一个生动活泼的世界，流淌着一条人类文明之河。文字容纳了精神的种种可能。因此，福柯认为“在书本中，真正的‘言语’会被重新发现”，并断言“书写独独包含着真理”，“语言与书写的任意符号向人们提供了保证拥有他们的观念以及保证他们以一种遗产的方式相互交往的途径，这种遗产会与每一时代的新发现一起增加”。②正是文字的这一特性使得传统教育的继承性十分强烈，文明的传承在文字下面进行着。进而言之，文字是人类精神的“对象化”，人在文字中能够反观自己的本质力量和人类的历史文字维系了“我”与古人、“我”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联系。正是在文字的传统中，“人”才成其为人。也正因为如此，文字在数千年来一直在教育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教育凭借文字渗入了社会和个人的肌理。从社会伦常到个体话语，无不存在文字教化的影子。

由于文字中存在的厚重精深、源远流长的精神传统、文字表述的抽象逻辑及文字阅读需要全身心投入等特点，使得读者在进入文字世界时，便依其阅读理解能力进行了分化，这样文字教育就必须与人的阅读能力分级相适应，实行阶段教育。而人的心智的发展基本上与人的年龄发展成正比，这就意味着一个儿童要达到成年人的水平，他就必须接受长期的逐级升高的教育。因此，教育的阶段性明显，而其年龄特征也同样明显。正是在此递进式的教育中，人逐渐了解社会并融入人类整体中。在此过程中，人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水平，发展自制、延迟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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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奥格登，I?A?理查兹著，白人立，国庆祝译：《意义之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2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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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形成逻辑思维及历史意识等能力，“几乎跟成年相关的所有特征都是由于一个完全识字的文化的要求而产生的”否则，逾越了这一“识字”的文化阶段，即使智力达到成年，其精神水平可能永远达不到成年，学校教育的存在决非偶然。一句话，多大的人就得接受多深的教育。正是在此基础上，社会学意义上的“童年”诞生了。由于文字的壁垒，成人与儿童都相对拥有自己的空间，成人文学与童话故事之间毕竟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文字世界里，做成人意味着有机会了解用非自然符号整理和记录下来的文化秘密”，①而儿童只能接受符合其心理水平且经成人挑选和过滤了的儿童读物。也正是在此情况下，儿童才成其所是，童年才得以出现，童真才得以保存。虽说儿童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涉及一些成人秘密，但与长期的正规的教育相比，那只是微不足道的。文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儿童的个性，文学书延伸了他们的心路历程，成长就是一条“路”，文字之“路”将他们引向远方。

其次古文字在上古时代的重要社会作用，还常常表现在它“感于外而发于内”，以形表意，传达出丰富的深层文化讯息，给人以强烈的直观刺激，因而能引导读者回顾时代的文化景观，诱发读者有关文化的种种联想，唤起读者刚刚形成的传统意识，从而起着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为传递文化、创造文化增加一种推动作用。再其次，作为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语言体现了本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是维系民族内部最有力的纽带，在构建、表达本民族文化的机制中也表现得最稳定。所以自古以来，文人说将抒情言志的文字看得极为重要，语文教育是整个社会教育的全部。总之，由于文字的巨大功能，文字一开始就被赋予神性文化的色彩。中国文化传统就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之说，而从史传上的“苍颉造字而鬼神哭”到民间朴素的“敬惜字纸”，说明在整个前现代时期，这种文字的神秘感相应的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其的崇拜感。

有学者认为西方早期语文教育中同样是重视古典语言的学习，这其间固然有内容训练方面的有益意义和价值，因为语言的文法及逻辑本身反映了人类心智的一些重要规则。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学者弗格留斯就说：“文法是其他一切学科的基础”。另一位学者认为：“如果不透彻地学习文法，知识大厦就会建筑在沙滩上。”直到19世纪，美国教育家哈里斯还在坚持认为：“文法向儿童揭示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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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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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的内部奥秘，并有助于儿童理解自己的精神自我”。①掌握古典语言在很长的历史年代，不仅是一个人博学和身份的象征，更被当做跻身上流社会的通行证。教会就认为希腊语、拉丁语是最古雅的具有灵魂感召力的语言，是培养神职人员和上流社会人才最有效的工具。倡导文艺复兴的精英也认为古典文字的学习成为文明、优雅生活的条件风范，“三艺”是塑造灵魂和智慧的工具。拉伯雷就说过：“一个人不会希腊文而说自己博学，是可耻的”。②

（二） 文字的模仿

由于对文字的崇拜，古代语文的教学特点是：讲解范文拘泥于一词一语的解释，只着眼于辞书的意义和成语，熟语（复合词）的掌握。范文讲解最终追求的目标是借助上述章句训诂式的讲解，学习语法，练习作文。这就是阅读教学中的“形式主义”。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就有十分鲜明的这样个性，其中“载道”是要求，“启发”是教育的原则，“涵泳”是主要的学习方式。这种教学体系崇尚直觉思维方式，重经验积累，不讲究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注重在整体的材料吸收中“体悟”和“顿悟”。因此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熟读文本，熟读又以诵读为基础。朱熹在《童蒙须知》中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过牵强暗记，只要是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清代唐彪也在《读书作文谱》中谈到体会：“读书须将本文读熟，字字咀嚼令有味，理会不得处，且宜深思；思之不得，然后将注脚去看，始有益。”与此类似的，在英国有早期的“念诵法”（Look﹠Say）要求儿童在英语课上大声地跟着老师诵读经典文学作品，教师并不太做解释。通过诵读的训练，学生踏踏实实的阅读文章。但读熟、精确记忆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语感，便于模仿习文。古代就流传：“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已工夫，其益相去远也”的说法。整个经典语文教学也是遵循这种“观千剑而晓剑，读千赋则善赋”的积累模仿原则。这种模仿，古人讲究一是要长期熏陶，“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作文。益学之既久，自然纯熟”。③二是掌握好二个步骤：一为基本式，二为变式。（《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所谓基本式，就是掌握好叙事、议论二类文体的写法，范本就是韩愈的文章，以及“步骤韩文”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家之文。此外还有《史记》和

转引自瞿葆奎：《教育学文集?课程与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转引自戴本博：《外国教育史》（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85页。 ③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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