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技术时代经典语文教学合法性研（周志伟）(4)

这些文章，大家都读过，使全国的青少年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语文水来”。①对于经典的学习模式，A?C?珀维斯在《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课程》中就概括为三种：一是“模仿结构”，二为“分析结构”，三为“衍生结构”。通过这种机制，学生能对优秀的文化遗产进行吸收、分析与体验，在与作品的交流中得到自我的发展。

三、济世的需要

（一）文化的特点

从文化类型上看，古代语文教育的发达，是为当时社会客观现实，尤其是文化现实所决定的。我国古代的文化，属于农业文明的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主要由经验、常识、习惯、习俗和天然情感等因素构成。其中经验，常识、习惯、习俗析离出两样东西——观念（思想）和技术（一般不能上升而成为科学）。由于农业文明和原始社会的自然主义文明仍有相通之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未从根本上打破、更没有形成对立，所以作为以改造自然为标志的技术还没有在生产劳动中显出其重要性来，人们还不需要按科学技术规律指引行事，故而社会对于技术也是极为轻视的，都被视为“雕虫小技”，韩愈在《师说》一文说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所不齿”，可见一斑。与此相反，指引人们行为的总是某些观念（思想）和情感，所以观念和情感构成了农业文明的文化的基本内容，而记录反映这些观念和情感的就是语文。因而古人也才有“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的认识，也才促使语文教育的发达。促使语文教育为培养“智者”（而不是技术人才）不断扩大自己的外延与内涵。而成为一种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综合教育。

从社会功用是看，我国古代语文文化一般不是被当作文化来看待的，它以综合性的目的出现，它包括语文、道德、政治、哲学等各方面，而这许多方面又都以语文教育的形式出现的，这就造成了语文的发达与唯我独尊。农业时代的语文教育是作为一种有重大的实用的功利手段来看待的，比如政治的、外交的、征战的、农事的、教化的、社交的??典型例子就是春秋战国之际，士人们凭自已的口舌之利、文章之美：或得国君的信任，纵横天下；或攻城略地，不战而屈人之兵；或怀敌附远，释仇泯恨。孔子也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还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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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王丽：《语文教育一定要改》，载王丽编：《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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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这些见解点明了传统语文教育最集中的功能特征。语言的神话作用也说明了经典性语文教育在前技术时代得以受崇拜的原因。

从文化的身份认同上看，在农业社会时期，语文教育甚至上升到关系到政权与原文化存在的高度了。1890年德国威廉二世继位后不久就在柏林召开教育领袖会议，他指出：“??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巩固国家的基础，我们的古典中学，必须以德意志的语文为根本，我们的责任，是要教育年轻的德国人，而不是教育成希腊人或罗马人”。①纽约市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李弘祺也说：“中国社会阶层是一个闭合的金字塔结构，皇帝、贵族、官员和平民分别铺就金字塔的每一层砖，儒家思想成为砖块之间的黏合剂。若无外力的入侵，这个体系相对和谐、稳定。”以传播儒家文化为主要目的的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就可见一斑了。在清朝晚期,如果保有原有的内容与形式的语文教育,军事实用人才将匮乏，只能丢失国土,但改变原有的语文教育,儒家思想建立的金字塔体系悄悄瓦解，西方思想的入侵之后,这个政权也是难逃危亡了。面对西方文明的步步侵入，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第九条）。并指出：“中国之经书，即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武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政之心亦能随之改易矣，安能富强之望乎？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该文件还指出“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可以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书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外国学堂最重要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假使学堂中人全不能操笔为文，则将来入官以后，所以奏议、公牍、书札、记事、将令何人为之乎？行文既不能通畅，焉能畀以要职重任乎？”这些规定与我们现在有人呼吁的加强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强调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愿望何等相似。看来维护经典性的语文教育在当时就负有保持民族个性，与强势的外来文化对话的希望了。从这种意义上说，语文教育更像是在迷茫的世界中渴望保持住“我”的一种宗教。

（二）科举的影响

从历史来看，中国的科举对经典性语文教育的辉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任何一个大范围的中央集权国家，都需要借助科层制的官僚体系进行治理。秦以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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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林本：《现代理想中学课程——我国初级中学课程之研究》，台湾开明书店，1996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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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师，汉代改行察举制，后演变为九品中正制，形成某种贵族化的倾向。这样就阻止了下层精英分子进入国家权利集团的可能，对政权的稳定也是一个不安宁的因素。于是隋唐就创设了一种以书面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这一高度形式化的选官制度保证了某种程度的公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奇迹经常出现。这种机制使中国古代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远高于封建制度下的西方中世纪，它总给人一种改变命运的希望。这种制度把古代中国塑造成一个文质彬彬的社会、一个教育的社会。它诱使所有稍有条件的人都去读书识字。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说中指出：“自公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昭如日月”。1873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报告中说，当美国还处在洪荒时代，孔子已经在讲德政，并指出东方世界这一最文明的国家（中国）对于科举制度的运用，将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夺走美国人的优势。

科举仅考查语文方面的文字使用来作为选材的手段，其原因一是考试的技术化考虑。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始设进士四科，唐于考场外允许“行卷”和“公荐”（这也是唐诗歌兴盛的原因之一），宋归并诗赋、经义、策论，明以诗赋高下难有定论，减省为经义一科，且集中于《四书》《五经》。历代举试均未选择考察实用百科的能力。究其原因，美国普林斯顿历史系教授艾尔曼说过：“考试不是一两个人的制度，而是大众来参加的制度”。限制在语言的狭窄范围内，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让同处中心城镇的穷乡僻壤的生源在信息对等下备考，这是考试历来不可缺乏的要素。因此，历代都有人发现科举“文字取士”是“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清?康熙），但寻不到更公平合理的方式，所以只能仍由语文成为显学了。其次还因为中国传统政权的执政理念。中国传统的执政思想是“只讲道德，不讲技术的”，“本朝不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正是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能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仅靠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那我们立国的根本就出了问题”，“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依靠的是道德，管理上依靠的是文牍”，“总而言之，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的语文教育正好能承担这个责任。儒学的语文塑造和教化了民众，科举考试也在制度上强化了人们对于儒家经典的广泛学习。社会成员对于儒家经典所主张的道德、生活方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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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52，89，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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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普遍的模仿，渐形成了一致遵守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的目标。这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团结，如果这种团结上升为一种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就能保证社会的安定。对于科举与语文的关系，1665年清礼部侍郎黄机说：“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术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不讲。”1848年美国威廉姆斯在《中央帝国》中说，从科考的结果来看，它维持了这个国家（中国）庞大的机器的运转，也保持着一种不衰的崇文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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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技术时代经典性语文教学遇到的挑战

一、图像的转向

（一）阅读兴趣的改变

黑格尔说过,人类认识和了解世界主要依靠两种感觉通道,一种是听觉,另一种是视觉。对应于这两种感觉通道，人与世界交流沟通的形式是语言与图像，但是这两种形式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并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西方文化有“一直把语词看作智力活动的最高形式，而把视觉表象看作观念阐释的次等形式”① 文学纯粹是一门语言的语言艺术，语言是文学成为文学的逻辑底线，脱离了语言，文学、语文教育将不复存在。西方的“语言中心论”传统以语言作为建构材料的文学在西方文学、教育史上享有中心的地位。技术时代的到来，让长期处于边缘的视觉文化（准确的说是图像文化）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文中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下的电子传媒领域，电影、电视、电脑成了巨大的图像输出端口。各种时尚杂志、画册、海报、广告、MTV铺天盖地而来，图像让你目不暇接。“当今人类的经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视觉化与具象化了。在许多方面，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人类就生活在视觉文化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将当下与过去区别开来。”②视觉文化强烈地冲击“语言中心论”。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图像成为新的文化霸权，并试图把此前的图像与语言的地位置颠倒过来。正如海德格尔所预言：我们正进入一个“世界的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并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③“语言中心论”在整个文化格局中遭到了放逐，语言的中心地位在图像的冲击下旁落，语言的空间遭到了图像的挤压，人类的情感体验与审美诉求不再像以前那样寻找语言了，以语言为主的语文学习也受到了图像的挤压与抛离。

媒介的改变，在改变人的生存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对世界、现实生活的感觉方式与审美心理，自然也改变了对原有文学的认识模式。现代人要求一种快捷、直观的生活节奏与方式，而这些与印刷文化所要求的宁静、平和形成鲜明的

[美]尼古拉?米拉佐夫：《什么是视觉文化》载《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5月。 ③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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