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讲义，12,3,7 - 图文(6)

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其所谓“名称者，不可不察”的观点，对于正确运用语言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公孙龙子则谈到事物变化了，所用名称也应改变的问题。他说：“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意思是：名称，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称谓。但当名称已经不是指这个或那个事物时，就不要这样或那样称呼了。换言之，事物变化了，所用的称谓也就应该改变。这体现的仍然是正确运用语言的观点，是可取的。

在战国诸子中，彻底地、科学地解决“名实”问题的是荀子。其论述见于《荀子·正名篇》。据杨倞注：“是时公孙龙、惠施之徒，乱名改作，以是为非，故作《正名篇》。”可知，《正名篇》的出现是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公孙龙、惠施等人的“乱名改作”。荀子对于“名实”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荀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唯物地解释了“名”产生的问题。《正名篇》中说：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名无固宜”，即是说，名称和客观事物在一开始时，是没有必然关系的。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语言里名称并不一样。

“约之以命”，是说名称是人类为表达客观事物而假定的各种符号，即约之以命。但是这个假定不是个人意志的假定，而是人类社会的“约定俗成”。

“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事物的名称一旦经人类社会“约定俗成”以后，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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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也不可能随便改变了。

荀子提出“约定俗成”的观点，其意义极其重大，就在于第一次阐明了语言的社会本质（即语言具有社会约定性），同时也正确地说明了词的意义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事物的名称，词的意义，一经“约定俗成”，就必须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即荀子所说的“谨于守名约”。《正名篇》：

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

节度量之罪也。

在荀子看来，那种“析辞擅作名”之人，就是“大奸”，其罪行等同于私造“符节度量”者。荀子之所以看得如此严重，是因为“正名”乱了，各人妄加解释，就会“使民疑惑，民多辩讼”，其结果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个事关社会安危的、严重的政治问题了。《礼记·王制》中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就把“乱名”的性质与“析言破律”、“执左道以乱政”等同而观，其后果很严重——被杀。

第三，语言虽然要保持稳定性，但也要不断发展。因为社会发生变革后，“名”与“实”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于是就有人对新社会的“名”与“实”的问题进行探讨，探讨的结果形诸言论，就是所谓的“刑名之书”。《淮南子·要略》：“新故相反，前后相谬，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或作形，即“实”的意思）名之书出焉。”正说明“名实”关系随社会变革而变化。《正名篇》也可视为“刑名之书”，但荀子强调：语言的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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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王之成（定）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杨倞注：“爵名从周，谓五等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谓节文威仪，礼即周之《仪礼》也。”

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刑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杨倞注：“奇辞乱实，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习。”

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杨倞注：“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语言之所以要发展，是因为“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刑不明”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变化了，语言自然也就要发展。怎样发展呢？那就是“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也就是继承旧名，创作新名，故曰“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第三个问题：“名”是否有类别？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事物千差万别，故而“名”也有区别，这区别就涉及“名”的类别问题。这个问题，墨子和荀子都探讨过。先说墨子，墨子将“名”分为“达、类、私”三类。

《经上》：名：达、类、私。

《经说上》：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

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

墨子把“名”分为三类：万物的通名为“达”，此名范围大，一定综括多种物类，故而叫“达”。同类事物的名称叫“类”。如“马”是类名，凡是马皆属于这类，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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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马，类也”。一物之专名叫“私”，如“臧”是一个私名，它只用于臧这个对象。所以说“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

荀子也认为“名”是有类别的。《正名篇》：

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杨倞注：同类则同名，异类则异名）。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杨倞注：单，物之单名也；兼，复名也。喻，晓也。谓若止喻其物，则谓之马。喻其毛色，则谓之白马、黄马之比也），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杨倞注：若牛与马，为异实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徧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

较之墨子，荀子指出“名”有单、兼的区别（即词和词组之别），更符合语言实际。在分类上，墨子之“达”，即荀子之“大共名”，亦即“范畴”。墨子说的“类”，即荀子之“大别名”（种概念）。墨子说的“私”，指个体名词，即荀子所说的“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别中之别，即更小的别名，亦即属概念）。相当于语言中的专有名词。

此外，名家的尹文子也认为“名”有“善”、“恶”两类，前已述之，此不赘。

第四个问题：是否应当“正名”？

“名”既然牵涉政治伦理问题，这就是大问题，故而应当“正名”（即正确使用名称）。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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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名不正”最终会导致“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的严重后果，则“名”是非“正”不可的。 孔子最先提出“正名”，目的是在维护特定的名分。表现在：

一是站在旧制度的立场，要求维护一些表示名分的词的涵义。如《论语·颜渊》：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孔安国曰：“当此时，陈恒制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齐景公之时，名分淆乱，故而孔子强调“君、臣、父、子”这些词的内涵，实际上就是强调等级、尊卑关系。这种关系确实不能紊乱，否则，作为一国之君，就回落得“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的下场。

一是要求人们在运用语言的时候，要按照旧的名分来选择词语。《韩诗外传》卷五：

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孔子曰：?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

在孔子看来，作为国君，从臣子处索要马匹，不能用“假”，而要用“取”。因为如果“假”马，则须归还；至于“取”马，则体现出理所当然拥有臣子马匹的权利。一个用词的不同，体现出的是一种君臣名分，包含的是等级特权。这样的“名”，岂能不“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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