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讲义，12,3,7 - 图文(2)

1、齐梁时代发现汉语四声；

2、唐宋时代创制了36字母（声母）；

3、宋代兴起等韵学（分析汉字发音原理和发音方法） 4、出现了许多重要的韵书，包括：

《切韵》（隋陆法言编，193韵），此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韵书。

《广韵》（北宋陈彭年等编，206韵），为我国第一部官修韵书，也是最古最完整的一部韵书。

《中原音韵》（元周德清编，19韵），为北音韵书的创始，对传统韵书进行了大胆改革，首创“平分阴阳，入派三声”。 【清代】

在古音、训诂、文字以及语法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古音：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等学者都取得辉煌成就。

训诂：对《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进行校勘考证研究，使古代语言学著作得以发扬光大。

语法：我国古代语法研究一直不成体系，只有一些片断言论，没有专著。清末马建忠著《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语法学著作（马建忠古文功底好，又曾留学法国，通拉丁语、法语。而西洋语语法完整系统，语法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正是受西洋语法的启发，马氏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 【五四以后】

五四以后的现代语言学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语言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开拓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在于： 1、音韵学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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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字不表音，依据反切，不能确定某个字在某个时期真实音值。在音韵研究方面，还需要新的工具和方法。五四时期，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开始大量流入中国。以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家带来了“音标”，这对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原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 之时的古代音韵学研究，又让人看到了“柳暗花明”的前路。

2、语法学、修辞学、方言学等的兴起。 在《马氏文通》的影响下，兴起语法学的研究。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第一部修辞学著作，从此，修辞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比较全面地描写了吴语的语音系统，并和古音、国音做了比较。这样的方言研究是前所未有的，影响很大。 3、民族语文研究

十九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深入西南地区，开始了对少数民族语文进行调查。 抗战时期，一些语言学家迁移西南内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做了一些调查。 建国以后，对少数民族语文的调查和研究得到了更大发展。

赵振铎先生划为六期，其依据已见前。此不赘。

三、语文学和语言学：

王力先生认为中国语言学史经历了“语文学”和“语言学”两各有分别的阶段，他说：

大家知道，语文学（ph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训诂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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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碎，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的本身（引按：口语与书面语），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做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第1页）

“语文学”和“语言学”虽然是一字之差，但这不仅是带有褒贬性的两个概念，而且还事关中国古代是否有语言学的重要问题。

在王力先生看来，中国古代是没有“语言学”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我国古代没有语言学（linguistics）这个名称，只有所谓‘小学’”（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1页），何九盈先生说：

由于古人认为?小学?就是?文字之学?，而且总是把?小学类?放在?经部?之中，因此，后人就产生了两种不正确的看法：

一、19世纪以前，中国还没有语言学；

二、?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古代的语言学不能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2-3页）

所以会存在第一种看法，是因为“在西方语言学家的语言学史著作中，是只有西方的语言学史，而没有中国语言学史的”。（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绪论》，第2页）为何西方的语言学史著作不提及中国的语言学呢？濮之珍先生阐述的原因比较中肯：

一方面汉字难学难认，文字的障碍很大，使得外国语言学家很少也很难研究中国的语言学史；另一方面，我国语言学家研究语言学史的也很少，向国外介绍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成果的就更少了。因此，长期以来，欧洲语言学界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即认为语言科学建立于欧洲十九世纪初。……在这以前的语言研究，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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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东方民族的语言研究，是所谓?科学前?的语言学，或?语文学?。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绪论》，第2-3页） 王力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明显是受西方的影响。

第二种看法古已有之，王力先生也受其影响。他说：“语文学本来是和古典文献发生密切关系的学问，所以中国的‘小学’一向被认为是经学的附庸”（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第2页），“小学”既然是经学的附庸，就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非但如此，王力先生还认为“‘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第2页）。王力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小学”既然“不是以语言为对象”，它怎么可能是语言学呢？ 然而，这样的推理是否正确呢？

首先，“小学”诚然是为经学服务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是一门独立学科。何九盈先生说的好：

古代的语言文字学和经学的关系的确非常密切，但古代哲学和经学的关系不是更为密切吗？就是史学、文学与经学的关系在先秦时代也不是那么分明的。《诗经》是道道地地的?经?，但它是不折不扣的文学作品，《书经》是道道地地的?经?，但又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著作。如果我们还跟古人一样，只在?经学?这个概念中兜圈子，不唯看不到语言学的独立存在，就连文史哲的独立存在也成问题了。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4页）

所以，服务于经学的“小学”，其独立性是不必否定掉的。如果否定掉了，那么，我国古代也就只有经学，而不会有什么文学、史学、哲学之类的学科了。 其次，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不是语言学呢？答案是肯定的。濮之珍先生的说法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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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产生以前，那时只有口语；文字产生以后，就有了书面语。这样，语言便以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存在形式为人民、社会服务。我国古代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文字，也就是研究书面语，怎么能因此认为没有研究语言本身呢？况且书面语比口语更加规范。在古代，由于科学条件限制，口语一发即逝，以书面语——文字为研究对象，又有什么不对呢？就是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即使可以借助录音机之类的仪器来研究语言，但仪器的作用也只在于记录口语，从某种角度说，它的作用和位子是相似的。可见提出?文字和书面语?来和?语言本身?对立，是不妥当的，因为两者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不应该对立的。对有文字的语言进行研究，是不可能抛开文字和书面语的；而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把语言记录下来才能进行研究。可见，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对象是文字和书面语，就把中国古代语言学排斥在语言科学之外。何况外国古代语言学，也是以文字和书面语作为研究对象的。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绪论》，第4-5页）

赵振铎先生也认为围绕汉字进行研究的“小学”就是我国传统的语言学。他说： 由于汉字的特点和汉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我国古代的语言研究多少是围绕着汉字的研究进行的。每个汉字表示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形体，还有自己的读音。我国古代语言学就是根据汉字的这三个方面先后形成了训诂学、文字学和音韵学三个不同的学科，统称为?小学?。因此有人把小学作为我国传统语言学的名称。 （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导言》，第2页）

由此可见，以“文字和书面语”作为研究对象，恰好是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准此，我国古代的“小学”既然是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它理所当然的就是语言学了。

古代学者不认为中国有语言学，王力先生也延续这样的观点。这是为什么呢？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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