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家庭价值观的变迁特征探析(4)

变迁特征探析

至今仍被多数人视作孝敬父母、荣耀家庭的行为，86.1%的被访首肯“子女要力争有出息，以使父母/家庭引以为荣/自豪”；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也有89.0%的被访对“子女应该做些让父母有光彩的事”持肯定态度。

再次，更看重家庭的整体利益和家庭义务的宽泛延伸。78.9%的被访对“为使家中每个人都生活得好，觉得自己责任很重大”持肯定态度。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结果还显示，84.1%的人赞成“应该以家庭为重，不应把自己看得更重要”的观点，66.6%首肯“家庭的幸福应该优先于个人的利益”。而且，年轻人没有显示出和中、老年人不同的看法（见表3），教育程度低的被访也和中、高学历者的态度雷同（未列入表内）。

表3 不同年龄被访对家庭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态度（%）

（三）家庭价值更重于个人发展价值

公共领域的工作成就对于追求自我价值的个体而言，无疑更为看重。然而，尽管面临频繁的社会流动和市场竞争压力的冲击，大多数人仍未将个人的发展价值居于家庭价值之上，只有三成被访认同“对于个人幸福而言，工作成就比家庭更重要”，赞成“为了多挣钱/争取更好前程，夫妻即使分居两地也没有关系”的也只占三成。而且，年轻的、城市的、高学历、高收入被访的认同率更低些。这或许是因为工作压力和事业发展在给年轻的、城市的、高学历和高收入者带来更多金钱和更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会对个人健康和家庭生活带来负面影响，于是他们也更期待多些时间陪伴家人，多享受天伦之乐，甚至宁愿少挣些钱、少一些功名利禄，也不要人隔两地、关系疏离；或者说他们在职业舞台拼搏劳顿、压力重重乃至伤痕累累之际，更易把家庭作为暂时远离尘嚣、逃避世俗的宁静港湾和温馨的暖巢。

综上所述，社会转型期的家庭价值观虽呈示了多元化和个体自主选择的趋向，但现阶段尚未完成个人本位的转向。遵循集体主义价值的家庭虽不再受宗族、长老的威权控制，其轴心也以核心小家庭的夫妇为主，但本质上与西方个人本位家庭以满足亲密情感和个性发展需求为目的的模式仍有较大的不同。主干家庭不仅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在不同生命周期具有变动性），核心家庭也仍和亲/子代和姻亲网络保持紧密联系，他们之间的工具性和情感性的支持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风险社会不减反增，扶老携幼、为家奋斗、相互负责、荣辱与共仍是中国式集体主义家庭价值的主要特质。

但我们同时认为，被访把父母、子女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为家人尽职重于追求个人权利和幸福，更多地是因为长期以来个人主义在中国是个负面的贬义词，被误为与自私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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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特征探析

损人利己、缺乏家庭责任感和道德失范同义，而其中的正面价值却被忽视或屏蔽。我们的孩子从懂事起就被扼杀了自由快乐的天性，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他的个体刚长到可以活动时，他的周围已经布满了干涉他活动的天罗地网， 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责的次数”28。他们的个人兴趣、交友、升学、工作和结婚对象的选择都逃不出父母的控制。孩子被体罚，家庭成员的个人隐私权不受尊重，成年未婚子女在父母家长期蹭吃蹭住，结婚住房理应由男方/父母负责、父母对子女的无限付出和过度依赖等现象，不仅习以为常而且被认为理所当然。因此，或许我们更应该为个人主义价值观正名，在私人生活领域更关注个人的自主选择、权利平等、人格独立以及个人隐私的维护，使家庭成员在人人自力更生、个个自我负责的基础上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以有效地迎接风险社会的各种挑战。

本研究将家庭价值观作“核心”和“一般”之区分，改变了以往价值观变迁研究以传统和现代的阶段之分，并对家庭价值作出衰退、失范还是趋强、延续的判断，以及对家庭价值观作优或劣的伦理评判。“核心”和“一般”的分类参照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分类，但又有别于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分类，因为我们所界定的核心价值观不仅在家庭价值体系中起主导好支撑作用，同时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世性，不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不分国界和地域。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有不同的“顶层设计”和民间实践，但基本特质离不开和谐、关爱、责任和包容。正如联合国以右边开口的屋顶盖心的图案作为“国际家庭年”的标志，显示了多元社会中家庭的变动与开放，以及永不改变的企求温暖、关怀、安全、容忍、接纳和同在一起的心愿。但这样的分类界定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注释

① 转引自Cherlin, A. J. (2004).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朱力：《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卢淑华：“婚姻观的统计分析与变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

李培志：“当代家庭伦理的失范：成因与反思”，《社会工作》(理论) 2009年第8期。

李桂梅：“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转向及其启示”，《哲学研究》2011年第4期。

赵子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婚姻家庭演进的态势”，《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陈柏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皖北李圩村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Family, 66: 848-861. ②③④⑤⑥⑦⑧

版）》2007年第1期；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术》2011年第4期；张冬玲：“论我国农村新型家庭伦理的构建”，《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⑨ Popenoe, D. (1993). American family decline: 1960-1990: A review and appraisal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王萍：“男性角色失调下的农村留守家庭功能缺失现象——基于社会角色理论”，《改革与开放》2011年Family, 55: 527-542. ⑩

第8期；王秋香：“家庭功能弱化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文史博览》2006年第14期；陈如：“乡村家庭功能衰退的信号”，《新华日报》2007年3月21日。

11 肖玲：“深圳特区大学生幸福观的调查与分析”，《青年研究》2005年第5期；李志强：“对成都地区青年农民工幸福观调查”，《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李志、张旭东：“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幸福观的调查研究”，《重庆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沈汉：“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探析”，《学海》1994年第5期；姜捷：“中学教师的‘幸福家庭’态度研究分析”，《中国校医》2003年第5期；黄盈盈：“从数据看青年的价值观取向——20世纪90年代价值观调查研究文献分析”，《青年研究》2001年第10期。 12 参见Whyte, M. K. (1997). The Fate of Filial Obligation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38,1-31；韦克难、许传新：《家庭养老观：削弱抑或强化——来自四川省的实证调查》，《学习与实践》2011年第11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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