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的创作风格和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2)

邻在《南阳公集序》中说：

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垂衣裳于万国，舞干戚于两阶，留思政涂，内兴文事。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材术显。 （《卢照邻集》卷六）

卢照邻之所谓“文章”与“材术”，就是李唐王朝正在形成的以文学才能与行政工作能力的兼备作为选贤任能标准的滥觞。卢照邻所说的“虞、李、岑、许”、“王、魏、来、褚”分别指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王畦、魏征、来济、褚亮八位大臣。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四人的共同特点是以文章著称。《旧唐书》本传称虞世南“笃志勤学??善属文”。称李百药“七岁解属文”。称岑文本“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称许敬宗“幼善属文”等等。王琏、魏征、来济、褚亮四人的共同特点是长期在朝中为官，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深得唐太宗器重。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虽然八个人各有偏重，能力大小各异，但都具备了“文章”和“材术”两方面的才能。另外，可资佐证的还有唐太宗“文学馆”里的“十八学士”。他们多有文才，但同时又有很强的行政工作能力。“十八学士”对外以文学见称，实际在宫廷斗争的政治风云中，运筹帷幄，为唐太宗登上皇帝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也许以延揽人才为名，为自己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组织起一个“智囊”机构，是唐太宗设立“文学馆”的真正用意，但这却在客观上使唐代的取人标准向着有利于文人地位的提高和文学繁荣发展的方向改进。

武则天在登极之前以修撰为名召入禁中的“北门学士”以及后来对许敬宗的倚重、对上官婉儿的青睐，也明显地表现出她对文学才能和行政工作能力并重的用人方略。这种用人方略发展至唐玄宗时，成为皇帝任用宰相的最理想的格局。

武则天的“北门学士”不论身份，起初多是记言的左史、记行的右史和著作郎之类的文章高手。这些人被特许从北门（即玄武门）出入禁中，故称“北门学士”。知名的有刘神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和卫敬业诸人。武则天从起初的参与朝政到后来的临朝称制，“北门学士”在制造舆论和密谋策划上是立下功劳的，这些人中的多数后来都被提拔为三、四品的高官。

选贤任能标准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文人、特别是下层文人价值观念的变化。除前引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一文透露出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选贤任能标准的积极响应之外，王勃也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对朝廷“铨擢之次”，以“诗赋为先”的做法深致不安。认为“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以诗赋为先的结果“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炫才饰智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栖遑于下列。”表明诗人对朝廷举任贤能的具体做法上过分强调文学才能而忽视了真才实学——行政工作能力——这一偏颇的公正态度，表现了诗人思想与时代的同步协调。骆宾王的《自叙状》一文，也论述了举贤任能应以道德修养、行政工作能力为先的道理，对“舍真筌而择士，沿虚谈以取材”的取人标准提出批评。当然，王勃、骆宾王的文章论述，重在强调行政工作能力。尽管他们在行文中为了突出其论点而只字未提对文学才能的具体要求，但我们却可于其他诗文中肯定文学才能的论述，证明他们对行政工作能力的强调，也是以对文学才能充分肯定为前提的。 总之，“四杰”所处是一个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影响他们的诗文创作的时代因素还有许多方面，而这些时代特点无不在他们的诗文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第二章 才高位下的命运——“初唐四杰”小传

第 1 页：1．王勃 第 2 页：2．杨炯 第 3 页：3．卢照邻 第 4 页：4．骆宾王 1 ．王勃

公元 650 年，也就是唐高宗即皇帝位的永徽元年，王勃（字子安）降生于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王勃的父亲王福畴是隋末大儒王通的长子。从王勃起上溯八世，均有著述行于世。这样的家庭出身，对王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王勃上有兄王励、王勔、王勮，下有弟王助、王勋、王劼、王劝。兄弟 8 人多有文才，深得父亲王福畴的喜爱。《旧唐书·王勃传》称“勃六岁解作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勔、勮，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株树也’”王助、王劼也以文章著称于当时。连王勃最小的弟弟王劝也不甘示弱颇有文采，王福畴曾在当时的名儒韩思彦面前大加赞赏，韩思彦不无调侃地说：“武子有马癖，君有誉儿癖，王家癖何多耶？”但在看到王助的文章后，韩思彦感叹地说：“生子若是，可夸也。” 和兄弟们一样，王勃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天资聪颖，王勃 6 岁就能写出很像样的文章。 9 岁就在父亲的指导下读颜师古的《汉书注》。王勃读书不是跟着别人“跑马”，而是带着问题去读，去思考，常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读《汉书注》，王勃竟能撰写《指暇》十卷，指出颜师古注释的失误。可惜因为年代久远，《指暇》十卷没有流传下来。

王勃天资过人，加上勤奋好学， 10 岁的时候，就已熟读了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公元 660 年，也就是王勃 11 岁那年，在长安遇到名医曹元。在王勃再三恳求下，曹元收王勃为徒，传授《周易章句》和《黄帝素问》、《难经》。王勃学医的初衷是尽人子孝道。他在《黄帝八十一难经序》中写道：

勃养于慈父之手，每承过庭之训，曰：人子不知医，古人以为不孝。因窃求良师，阴访其道。 由于王勃的文学声名太大，所以掩没了他在医学方面的光辉，仅以其师从名医曹元，修《周易章句》和《黄帝素问》、《难经》达 15 个月之久的经历来说，他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医生。 当然，王勃的主业仍在文学方面。他对当时文坛盛行“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上官体”诗风非常不满，奋起反对，得到当时的文坛领袖人物薛元超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大他十多岁的著名诗人卢照邻的积极响应，由此声名大振。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所谓“年十有四，时誉斯归”，指的就是这件事。

正是在这一年的春天，王勃在长安告别恩师曹元，决定南下赴江南省亲。省亲路经洪州时，已是农历九月九日，王勃应邀参加了南昌都督阎公的滕王阁宴，即席写下了千古流芳的美文《滕王阁序》：

豫章（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 棨 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 襜 帷暂驻。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 騑 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仙）人之旧馆。层台（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遥襟俯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

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志（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兹奉袂，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呜乎！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相传，为滕王阁作序，本是南昌都督阎公为了让他的女婿孟子璋显露文才而特意安排的一项活动。当时阎公只是礼节性地让各位宾客作序，别人都一一推让，说不敢当，惟有王勃当仁不让。阎公面露不悦，拂袖而去。但他还是让手下人看王勃是怎么写的，随时向他禀报。第一次报的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阎公听后不屑地笑道：“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第二次报的是“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两句，阎公沉吟不语。当报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阎公肃然起敬，对旁边的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天才，这篇序文一定会流芳百世而不朽。”于是转怒为喜，邀王勃共进宴席，极欢而罢。 王勃的文名由此更为远播。

名气大了，请托的人也就多了。传说王勃有个习惯，在别人请他作碑、颂之类的文章时，他先是磨好墨，然后蒙被而卧，少顷一跃而起，操纸挥翰，文不加点，时人谓为“腹稿”。意即是说，在动笔前先在心里完成构思，打好文章草稿。后人评价王勃文章“构思无滞，词情英迈”、“英思壮采，如泉源之涌”等等，大约与王勃打好“腹稿 \后一气呵成的为文习惯，也有一定关系。

文章虽然写得好，但年轻王勃的志向却并不在此。他把满腔热情倾注于建功立业。 664 年，年仅 15 岁的王勃便以司列太常伯、检校沛王府长史刘祥道为右相巡行关内的机会，上书陈事：

伏见辽阳未靖，大军频进；有识寒心，群黎破胆。昔明王之制国也，自近而及远，先仁而后罚。徵实则效存，徇名则功浅。是以农疏千里，仅逾重石之乡；禹截九州，不叙流沙之境。岂才不及而智有遗哉？将以辨离方，而存正功也。虽至人无外，甲兵曜天子之威；王事有征，金鼓发将军之气。而长城在界，秦汉所以失全昌；臣海横流，天地所以限殊俗。辟土数千里，无益神封；勤兵十八万，空疲帝卒。惊烽走传，骇秦洛之屺，飞刍鞔粟，竭淮海之费。于是乘奸放命者，出绳徭以生威；因公挟私者，入闾阎而竞法。虽一物失所，泰阶延旰食之忧；而百战方雄，中国鲜终年之乐。图得而不图失，知利而不知害，移手足之病，成腹心之疾6征税屈于东西，威信蹇于表里。语曰：“胜之不武，不胜为辱。”天下之责，四面至矣。诚可远凝高策，上荐忠言，决人事于去就，合天情于终始。遂令回麾转檄，背青丘而骛；列障分亭，巡苍波而守。昔者，齐侯以力，方城为楚国之辞；虞帝崇文，苗人失洞庭之险。 （《上刘右相书》）

对朝廷不以仁德治国，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大肆发动拓边战争而用兵高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接着，王勃还提出了整顿吏治、重农抑商、精选人才等主张，认识深刻，切中时弊，所以，刘祥道在看到书信后，非常惊异，以宰相之尊赞王勃为 “神童”，并向朝廷予以表荐。 在王勃初入仕途过程中，除刘祥道的大力表荐之外，李常伯、皇甫常伯、明员外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666 年，王勃应幽素举，对台策，及第，拜为朝散郎。“幽素”是唐代制举考试的一个科目。制举对策及第，在唐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王勃虽然只被授予了一个有阶无职的文散官，但却因为是应制举考试获得的而声名远扬。沛王李贤久闻王勃文名，召王勃为沛王府修撰，爱重有加。

在沛王府，王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只能在歌咏皇家气象、帝居风光的赋、颂之类文章里驰骋文学才情了。这一时期，他写有《宸游东岳颂》（今不传）、《乾元殿颂》、《九成宫颂》、

《拜南郊颂》、《七夕颂》等。此外，他还“奉教”撰《平台秘略》十篇及《平台秘略论》）、《平台秘略赞》各十首，依次为孝行、贞修、艺文、忠武、善政、尊师、褒客、幼俊、规讽、慎终。所谓“平台”，本是汉梁孝王宫邸所在地，王勃此处借指藩王。“平台秘略”即指王子的处世方略。

关于王勃写作《平台秘略》及其《论》、《赞》的有关背景，张志烈先生在其《初唐四杰年谱》里有一段论述：

唐代，诸王之争权夺位、骄奢淫佚，成为一大政治问题。太宗、高宗都是在兄弟的互相杀戮中走上王位的。太宗朝有太子承乾谋反、齐王祜谋反、汉王元昌参予谋反、魏王泰阴谋夺位事，高宗朝有高阳公主、房遗爱谋反事，其他如“江、滕、虢、薛”之骄徒荒淫，更是不胜枚举。魏徵就曾主编《诸王善恶录》，并在《诸王善恶录序》中对此有所分析：“子孙继体，多属隆平，生自深宫之中，长居妇人之手。不以高危为忧惧，岂知稼穑之艰难?昵近小人，疏远君子，绸缪哲妇，傲很明德，犯义悖礼，淫荒无度，不遵典宪，僭差越等。恃一顾之权宠，便怀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劳，遂有无限之望。弃忠贞之正路，踏奸宄之迷途，愎谏违卜，往而不返。虽梁孝齐同之勋庸，淮南东河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穷辙之涸鳞，弃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显戮，重为明戒，可不惜乎!”王勃此书，大约受魏征启发，其《秘略》当是将前代藩王行事之优劣是非，汇编成集，加以论赞，以明鉴戒之意。其《孝行》一篇论云：“昔之列桐圭建茅土者非一君焉，至于孝思可称，仁风茂著，存乎缃牒，十一而已。岂非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膏肓积乎骄慢，情奔沦乎嗜欲。呜呼!有国有家者，可不诫乎!”这显然与魏徵之论一脉相承，对当时王族的骄奢腐化及其根源，表现了深刻的认识，提出严重的警告。

正因为如此，高宗一仍太宗之旧，对诸王府中的官员选拔十分严格，在供职时间上明确有不得过“四考”的要求，目的在于防止制造事端，图谋不轨，成为不安定因素。王勃起先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恪尽职守地履行好沛王侍读兼撰修的职责，也十分注意处理好和王室成员及同僚之间的关系。比如，他有两篇《上武侍极启》，便是干谒王室成员之作。武侍极本是韩国夫人的儿子、武则天的外甥。原来，唐高宗对韩国夫人之死甚为悲恸，对其女儿魏国夫人贺兰氏恩宠有加，这使武则天妒火中烧。在乾丰元年（ 666 年）封禅以后，武则天设计除掉了这位年轻貌美的外甥女。唐高宗在伤感之余，做出了命韩国夫人之子、魏国夫人之兄贺兰敏之奉武士蓑祀的决定，也算对武则天良心上的安慰。

就在贺兰敏之被赐姓武、擢为左侍极之后，王勃便先后两次投《上武侍极启》，从第二次启文透露的信息来看，贺兰敏之对王勃是颇为器重的，当然，王勃对贺兰敏之的器重则是受宠若惊的。

在沛王府任职期间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王勃和杨炯的交往。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共同的性格特点，把两位 19 岁的青年联系在一起。两人一见如故，臭味相投，促膝相谈，乐不可支。在杨炯的盛情邀请下，王勃前往杨炯华阴老家小住了一段日子。在这段日子里，两人暂时忘却了都市生活的喧嚣和王府生活的烦恼，极目骋望，纵情诗酒，好不快活。从王勃现存的《山亭兴序》、《秋日饯别序》、《山亭思友人序》等文章和杨炯的《王勃集序》来看，王勃、杨炯的私人交情是非常深的。在《山亭兴序》、《山亭思友人序》中，王勃盛赞杨炯的文章、为人，视杨炯为“神交”。 按常理来说，进入沛王府为王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提供了平步青云的阶梯，只要循规蹈矩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写些歌咏类的赋、颂文章，王勃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是机会多多的。但年轻而才高气盛的诗人却偏偏没有做到这一点。就在总章二年（ 669 年），王子之间的一场无聊游戏把王勃从仕途上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年三月的一天，阳光明媚，正是每年“斗鸡”的好时节。沛王李贤和弟弟周王李显相约斗鸡，两个王府的官员们自然都要前来观看，呐喊助威，相当于当今赛场的“啦啦队”。王勃一时手痒，文兴大发，写了一篇为

沛王鸡助威讨伐英王（即周王）鸡的《檄英王鸡文》。本来这只是对一场游戏的“游戏”文字，如同当今“戏说”、“大话”之类的影视文学作品，大可不必坐实。但高宗皇帝看到这篇文章后，竟然龙颜大怒，认为这是唯恐皇子不睦的挑拨离间行为，当日便将王勃斥出沛王府。这对于王勃来说真是莫大的打击。诗人无法在长安继续呆下去。这年五月二十六日，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诗人很不情愿地离开长安，前往四川。路途所经之处，王勃留下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比如经过始平（即今陕西兴平市）时作《始平晚息》；经过扶风（即今陕西扶风县）时作《扶风昼届离京浸远》；经过长柳（即今陕西勉县长柳村）时作《长柳》诗；经过普安（即今四川省剑阁县）时作《普安建阴题壁》，等等。从这些诗歌作品来看，诗人离开长安是迫不得已的，他对长安仍然满怀深情： 观阙长安近，江山蜀路赊。 客行朝复夕，无处是乡家。 （《始平晚息》）

帝里金茎去，扶风石柱来。 山川殊未已，行路方悠哉。 （《扶风昼届离京浸远》） 晨征犯烟磴，夕憩在云关。 晚风清近壑，新月照澄湾。 郊童樵唱返，津叟钓歌还。 客行无与晤，赖此释愁颜。 （《长柳》）

江汉深无极，梁岷不可攀。 山川云雾里，游子几时还。 （《普安建阴题壁》）

旅居四川期间，王勃与“初唐四杰”中的另一位大诗人卢照邻相会于玄武（即今四川省中江县）。九月九日重阳节是登高望远的节日，卢照邻前来拜访王勃，并邀王勃、邵大震同游玄武山赋诗。王勃诗云：

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 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蜀中九日登玄武山旅眺》） 卢照邻诗云：

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 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 （《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 邵大震诗云：

九月九日望遥空，秋水秋天生夕风， 寒雁一向南飞远，游人几度菊花丛。， （《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

当然，同游玄武山的还有成都一带的地方官员。尽管王勃经历了被当今皇上“怒斥出府”的遭遇，但他的诗文早已饮誉全国。“檄英王鸡”事件更为这位久负盛名的的诗坛“神童”平添了无穷魅力。因此，王勃四川之行所到之处，地方官员争相邀请，于酒酣耳热之际恳请惠留“墨宝 \者不在少数。比如在绵州（即今四川省绵阳市），王勃写有《仲氏宅宴序》、《秋夜于绵州群官席别薛升华序》等文章，可见与绵州的地方官员有过交往。在玄武期间，王勃应县令虞洽之请，写有《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在飞乌县（即今四川省中江县仓山镇），应县令独孤俭之请，写有《梓州飞乌县白鹤寺碑》。其他还有《梓州通泉县惠普寺碑》、《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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