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滴
余寶琳的比較文學方法論
能取精用宏,並兼容並蓄地展現出實踐的成果。雖然比較文學運動後來盛景不再,但是其所顯示的磅礡氣勢,似乎凌駕前人且獨步一方,與西方所倡導的比較文學觀念最為接近。26袁鶴翔教授可說是台灣、香港及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的奠基者,其時尚有李達三、蘇其康、葉維廉、鄭樹森、周英雄、張靜二、張漢良、陳鵬翔、古添洪諸位先生的努力,才能讓中西比較文學的墾拓開花結果。袁鶴翔過去這三十幾年間所撰寫的中英文論文,泰半皆能觸及到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根本問題,也為這一門學科的定義、範疇、觀念與方法提供他個人獨到的見解,值得我們參考。271988年,袁氏再回顧再展望中西比較文學,談起兩岸三地的比較文學研究發展,提到了兩種令人振奮也教人感到憂心的現象,他語重心長地說道:
這兩種現象,一屬於研究的趨向,一屬於研究的目的。前者著重的是方法和理論, 後者追求的是由一個口號所引起對前途的憧憬。在趨向方面,觸目的是從結構主 義起到解構主義,包羅了詮釋學、現象學、接受美學(包括讀者反應在內)、心理 分析學、馬克思批評觀(包括社會批評在內)、女性主義批評等等諸多引人入勝著 迷的理論。在目的一方面,「中國學派」和「比較文學中國化」等口號的出現,亦 使人有眩迷之感。這兩種現象令人亦喜亦憂,喜的是我們的學科研究,確實有澎 湃的發展,西方有的我們亦有。雖然我們是跟在人家後面走,但總可避「無知」 之譏,亦可自慰一番。憂者是這樣的做法,究竟會引導我們到甚麼一種文學境界? 模仿而無創新,是否會像柏拉圖所說的,充其量我們只是模仿者,而我們的成績 亦次人一等?=而中國派或中國化的「假想」固然可嘉,但若自困於純模仿式的西 方理論運用中,而忽略了對本體文化或文學的深刻了解,並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亦不能振興我們的文學或文學研究。高喊口號,固能讓我們有一時的快感,甚或 收到有限度的政治功效,但若無實質的表現,仍屬無益。我們當務的是有計劃和 遠見的研究,這種研究是要建立在對本體文化和客(異)體文化有深刻了解的基 礎上,進而打破狹隘文化主義的觀念,做到「求同知異,知己知彼」的地步。這 樣中西比較文學研究,才會成為一門我們可以自傲的學科。28
過去幾十年來,台灣的文學研究曾經為人所詬病,說他們喜歡趕時髦流行,老愛拿外國新興理論硬套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之上,因此常予囫圇吞棗、生澀不通26 參見李奭學,〈台灣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中西文學因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袁鶴翔,〈略談比較文學:回顧、現狀與展望〉,《中外文學》,第二卷第九期(Feb.1974),1991年),頁317-338。 27
頁62-70;袁鶴翔,〈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中外文學》,第四卷第三期(Aug.1975),頁24-51;袁鶴翔,〈從國家文學到世界文學-兼談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一些問題〉,《中外文學》,第十一卷第二期(July.1982),頁4-22;袁鶴翔,〈從慕尼黑到烏托邦-中西比較文學再回顧展望〉,《中外文學》,第十七卷第一期(Apr.1989),頁4-34。 28 袁鶴翔,〈從慕尼黑到烏托邦-中西比較文學再回顧展望〉,《中外文學》,第十七 卷第一期(Apr.1989),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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