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在后文中进一步强化了空虚的生存论地位,并给出更明确的解说:
这种如此自身构形着的、同时在自身之中来协助自身,加强自身的、实际生活的运动性,我们称为坠落(Sturz);它是一种运动,这运动构建自身又还不是自身,而是一种“空虚(Leere)”,它在其中运动,这一空虚就是运动的可能性。GA 61, 131.
实际生活依赖于一种基本的空虚性,这种空虚性令运动成为可能,实际上,它就是最根本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在另一处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生活“自身就是承载自身的东西,就是其诸可能性,其自身就是作为诸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一种现象学上严格可把握的范畴,其从一开始就和逻辑的或先天的可能性毫无关系”。GA 61, 84.
这种生活运动所赖以构成的可能性,很清楚,便是海德格尔稍后发展出的“可能之在(M?glichkeitsein)”或“能在(Seink?nnen)”,是“达在最源始也最终极的积极的存在论规定性”。Sein und Zeit, 143.其渊源或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潜能”概念,这一点留待他文讨论。参见拙作《dynamis与Seink?nnen:亚里士多德的“潜能”概念对海德格尔的影响》,将发表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十七辑,目前尚未出版。
这里的可能性并不是逻辑上的或必然或偶然发生,也不能遽视为对未来的设想筹划;作为生存的本质环节,它体现为周围事物对我呈现的“为了(zu etwas)”结构,或者简单地说,是事物的用途(Gebrauch)。GA 63, 90. 正如桌子首先对我呈现出是可以写作的或者吃饭的桌子,而不是几厘米高或者什么材质之类的客观特征。所谓用途仅仅是被固定化的可能性。
上文中我们举了观看杯子的例子,但我和杯子的关系不只是这样。从更根本的角度来说,这个杯子是“可以”用来喝水的,我在这种可能性中才朝向这个杯子,我可以举起来喝水,也可以用来倒水。在其自身的可能性中,这个杯子才作为“这个”杯子,而不是随便的某只杯子出现,因为只有当下的“这个”杯子才能对我具有用途。事物的具体性和“这个”,首先不是通过某种认识论活动,而是通过其向我们开放的可能性而被把握的。参见GA 20, 48-52中对椅子可用性的分析。 可能性乃是形式指引中的“先行具有(vorhaben)”。参见GA 63, 79-82.
因此,可能性自身也就蕴含可理解性,这不只是说,我拿起杯子喝水这件事是可理解的,而是恰恰因为我把握了这种可能性,我才会看到这只作为杯子的杯子,并拿起来喝水。在此,理解并不是来自求知识的兴趣,而是其自身就构成了“实行”的基本环节,没有对可能性的理解,现象就无法呈现。实际生活经验不仅给出了可理解的空间,而且依赖自我理解才可能发生。
这种不断在发生中的可能性,永远为我提供了朝向当下情境中某物的“动机”,这成为形式指引的基本发生条件。形式指引,即通过生活形式词汇的指引,将这些可能性当下实行出来并把握住。可能性构造了实际生活的形式,因此,其中最为根本的,永远悬临在我面前,作为生活中一切可能性之基底的,即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死亡。Sein und Zeit, 250-251. 关于死亡与可能性的关系,笔者在2007年北京大学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论文《死亡与存在——早期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死亡”问题研究》中有过专题研究。
七、结语
综上所述,形式指引是海德格尔为克服那托普的诘难而发展出的现象学方法,其意义在于切入生活自身的可理解性。海德格尔发现了生活现象生成之基底的“实行”,并指出唯有形式指引能够回到其根本机制中,具体方式就是通过对若干概念作为“本质上场合性表达”的源始指引功能,让人们意识到生存就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之中面对具体的事物。
但形式指引并非被具体性所捕获,相反,它由于自身即是空虚的,才能够达到作为生活运动开端的“空虚”,并让具体事物时机化地显现。这种空虚,就是我们向已理解并赖以让生活经验生成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可能性既是生活经验构成的指引,也保证了作为现象学方法的形式指引。
(责任编辑 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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