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形式与可能性之指引———论海德格尔“形式指引”思想的纵深(3)

这里，胡塞尔描述的是“我”这个词在其他听者那里的反应，而海德格尔的“我在”则是指言说者自身对这个词的内在理解，有所歧异，但“我”这个词都具有特殊的指引意义：“我”是不蕴含客观内容的、纯粹在特定场合中起作用的一种指示。海德格尔从胡塞尔那里得到了多少启迪，值得进一步探究Kisiel和van Buren在胡塞尔的学生提交的论文对海德格尔讲课的引证中发现了这一关联，但仅凭这一点要论证渊源关系或许还是有点薄弱。 ，但二者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同“我”类似的，还有“这里”“这个”“那个”“现在”“da”等等，对于胡塞尔来说这些词都是“本质上场合性的”表达方式，但海德格尔赋予了它们更为深邃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其妙用在于，通过这些指引性的词汇，我们真切地被引向具体的生存现象，而没有被抽象化、概念化之弊。

海德格尔的兴趣不是语义学上的，他也并未将形式指引限定在“我”“这个”“自身”等若干“形式”词汇上。在前引《现象学基本问题》（1919/1920）中，相关的词汇除了这几个之外，还包括了“生活”“经验”等看似有更多“客观”内容的概念。然而，对海德格尔来说非常明确的是，根本上“生活”源于“我在”，“经验”源自“我的体验”，依此类推。这些概念看似普遍抽象，但我却在自己的生活现象中获得对它们的理解。

因而，形式指引的方法，可以推广到绝大部分甚至所有的语言表达式上。形式指引的方法精髓在于，对于语词，不是将其作为意义的载体，而是作为意义的指引标志，去返回到生活经验的实行意义中。这样一来，那托普的第二个批判也就基本上落空了。

但是，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海德格尔并非从某种笛卡尔式的怀疑出发，将一切现象归诸“我在”，归诸某个形而上学的“自我”。相反，他的出发点扣准了现象本身的某种根本特征——“这个”。这是比自我更基础的现象环节。

四、向“这个”的指引

在此我们有必要向前回溯几年，形式指引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教职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与意义学说》（1916）中对于司各特的个体性或“这个（Haecceitas）”的思想论述。Kisiel曾注意并简略论及这一点，参见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19-20。Sean McGrath有较详细的论述，参见《青年海德格尔的司各特式现象学》，《海德格尔年鉴》第1卷，［法］登克尔等主编，靳希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68—286页.。 关于“个体”，海德格尔写道：“个体是一种无法再回溯的最后之物……一切真实存在者，都是一种‘如此-此时-此地（Solches?Jetzt?Hier）’。‘这个（haecceitas）’的形式就是为了给出真正的现实性的原始规定性而被委任的。”GA 1， 253.譬如我面前的这只杯子，尽管可能和商店里的杯子在形状、大小、色泽等方面一模一样，但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可能被另一只杯子所取代。“如此-此时-此地”，这种“这个”正是构成现实性的原始规定性（Urbestimmtheit）。

在该文稍后的地方，海德格尔更为明确地说：

司各特在此是正确的：个体并不是通过那最低的、与之最为接近的种属概念而可能被认识的。作为个体它总是有某种更多（Mehr），在这方面种属概念无话可说。这就是说，个体作为个体，是不能被完全彻底地把握的。它总是留下了某种不可说的剩余，人们永远只能接近它，却无法穷尽它。GA 1， 352-353.

这种个体（“这个”）无法通过普遍的概念认识，无法彻底把握，就是无法充分地普遍化和形式化，只能在生活自身的情境中被发现，并且也只能停留在那里。恰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才能够切入“实际性”的本质结构。

海德格尔在教职论文中，对司各特那里“一个”（Unum）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一个”是事物呈现的形式，而无关乎其内容。但这种形式根本上并非“数”的范畴，作为数，它本身就成了对象，而不是形式了。“先验的‘一个’是对象中的某种东西，通过它一个对象才成为一个对象，它是对象性的一般先决条件。”GA 1， 222.

这种“一个”事实上依赖于和我之间的关系，依赖于我将其作为对象，依赖于我对其的姿态关联。海德格尔接下来分析道，对象就是“在对面（Gegenüber）”。一切在我的体验中“在（我）对面”之物，都被作为对象而把握（erfat）了。GA 1， 223.

因此，源始意义上的个体性或者“这个”实际上来自于“我”所处的具体情境，在我的朝向中，我才发现了个别而不可替代的事物。海德格尔在这一时期还受限于对象-认识等传统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语言，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此后“姿态关联”等思想的前身。事物作为独一无二的“这个”，是与“我”的在此或彼（da）区分不开的，反之亦然。形式指引正是向这一基本经验形式的回溯。

在几年后的思想突破时期，海德格尔有了更生动鲜活的刻画，当“我”观看一张讲台时：

在这种体验中，在这种朝向之的生存（hinleben zu）中，有某种来自于我的东西：我的自我完全地来自自身，并在这种“看”中随之摆动……更精确地说：只有在向来是我的本己的自我的共鸣中，才能体验到某种周围世界性（Umweltliches），它世界化（weltet），当其在某时某地对我世界化之时，我便以某种方式，完全地在此（dabei）。GA 56/57， 73.

形式指引通过对语词源始意义的挖掘，将我们指回到自身的根本存在方式，但是并非指向某个在先的自我，而是指回到“我-某物-世界”等具体的姿态关联之中。具体的“这个”构成我注意的基石，自我、他物和世界等现象都在其形式下展开。海德格尔甚至说过：“具体（Konkret），当其发挥作用时，部分地就是形式指引……”GA 61， 141.

换言之，“这个”对于我，就可以被视为形式指引。因为当我们朝向作为“这个”的个体时——或许是当下在场者，或许是在回忆中出现者——“这个”就永远将我们带回到独一无二的、无法普遍化的、“我”的生活处境中，而此“我”恰在此处境中与“大家（das Man）”相通——在其中蕴含着所谓实行意义的本质。

在1923年的《存在论》中，海德格尔通过对“这张桌子”的分析进一步彰显了这一点：

在这里的这个房间中有这张桌子在这里（不是与其他屋子其他房间的其他桌子并列的“一张”桌子），在这张桌子边上人们坐下来，去写作、用餐、缝纫和游戏。譬如在来访的时候，人们立即看出来，这是一张写作的桌子、用餐的桌子、缝纫的桌子；这就是它在自身中被遭遇的原初的方式。GA 63，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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