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形式与可能性之指引———论海德格尔“形式指引”思想的纵深

李俊

作者简介：李俊，（济南 250100）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①formale Anzeige更多地被翻译为“形式显示”，笔者也曾采用过这一译法。字面上二译皆可，但“形式”自身已经容易有具象化的理解，加上“显示”，更容易被误解为某种对象化形态的显现，这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旨趣背道而驰，或许“指引”是更恰切的译法。

②参见Theodore Kisiel， 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Overgaard， S?ren， Husserl and Heidegger on Being in the World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82-90；Georg Imdahl， Das Leben verstehen： Heideggers formal anzeigende Hermeneutik in den frühen Freiburger Vorlesungen (Würzburg： K?nigshausen und Neumann， 1997).

③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4—99页；张祥龙：《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法和〈存在与时间〉》，《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40—61页；孙周兴：《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研究》，《现代哲学》2002年第4期，第85—95页。

④在《存在与时间》中，“形式指引”一词只出现了不到十次，并且没有专题论述。但其中如达在、死亡、时机性等主题都是从之前关于形式指引的讨论中发展而来的。而且，海德格尔在给卡尔·洛维特的信中亲口承认：“形式指引，对于传统先天学说的批判，形式化及类似内容，仍然在那里（《存在与时间》），尽管我现在不再谈论它们了。”转引自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19。具体的主题，张祥龙在前述著作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⑤国内似乎只有朱海斌的论文正面论及这一点。参见朱海斌：《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同济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7—24页。

【摘要】为了应对现象学无法达到现象的理论危机，海德格尔借助生活自身的可理解性，发展出了特殊的现象学方法——形式指引。它是通过一系列依赖于语境的形式词汇，将每个人都引回到自身的实际生活经验中，令其在当场构成的姿态关联中，当下理解其意义，以把握个体化的具体情境。本文通过对文本的爬梳指出，形式指引最终所指向的，是在实行之开端的“空虚”，这种空虚正是可能性的空间，亦即生活可理解性的终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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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形式指引；实际生活经验；个体性；可能性；可理解性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5-0060-08

一、引论

自上世纪末以来，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formale Anzeige）

①思想引起了西方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②在国内，张祥龙等学者也做出了有开辟意义的研究。

③一般而言，学界已普遍接受，形式指引作为海德格尔自己发展出来的独特现象学方法，在其早期思想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④对形式指引的阐述，一般是从《宗教生活现象学》中“形式化与形式指引”入手，将其作为和普遍（总体）化以及形式化相对应的概念，就其“形式的”意涵加以论述；另一方面，Kisiel、van Buren等学者亦阐发了另一种关注较少的进路：就其通过若干形式词“指向”当下的具体情境这一点，凸显其“指引”的方面。

⑤这两种进路并无根本矛盾，毋宁说是相互印证和补充的，但其间的内在联系仍缺乏讨论梳理，而形式指引与个体性问题的关联及其深层结构方面，更有许多未发之覆。本文拟对此加以梳理，以期呈现形式指引思想之纵深及其与海德格尔其他一些重要概念的深层关联。

在讨论前，首先对文本情况略加说明。在1919年战时紧急学期的《朝向哲学的规定性》（GA 56/57）中，形式指引思想已经有所展现，虽然尚未出现这一词汇。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93—94页。 “形式指引”一词首先出现于1919/1920年冬季学期的《现象学基本问题》（GA 58）讲课稿中，不过未做专题论述。此处根据Georg Imdahl，Das Leben verstehen，147。 在1920年夏季学期的《直观与表达的现象学》（GA 59）中，形式指引曾多次出现，而在以下文本中有了更深入详细的探讨：1919-1921年之间的《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评注》（收入《路标》，GA 9）、1920/1921年冬季学期的《宗教生活现象学》（GA 60），1921/1922年冬季学期的《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GA 61）以及1923年夏季学期的《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GA 63）等讲稿。这些文本中许多相关段落都被收入孙周兴主持编译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笔者亦多所参考，惟文中所引内容仍由笔者自德文文献译出。

可以看到，这些文本都集中在海德格尔的弗莱堡时期，而自1924年马堡时期开始后，形式指引就文本的直接呈现来说渐趋淡化。在完稿于1926年的《存在与时间》中有若干处简略却不失重要的提及，而在1929/1930年的《形而上学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GA 29/30）中，以对死亡等概念的形式指引讨论结束了整整十年的“形式指引”之思。

当然，形式指引思想并非此时忽然迸发出来，而是有其更深的渊源，至少在海德格尔的教职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与意义学说》（《早期著作》，见GA 1）中，就有一定程度的涉及，下文会谈到这一方面。但总体而言，1919-1923年这一时期，可作为海德格尔思想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文本呈现出互补和互证的互文关系，因而可以更多地综合考察，以探究其思想路径的隐微所在。

二、形式指引的实行意义

海德格尔发展出形式指引的方法，首先是出于现象学的理论危机。从外在视角来看，是为了回应1910年代那托普（Paul Natorp）对现象学的批判；从内在视角看，这也是海德格尔本人对于胡塞尔式的现象学进路有所不满。张祥龙：《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法和〈存在与时间〉》，《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41—43页。

现象学从一开始就要求把握现象本身，根据海德格尔，也就是“实际生活经验（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本身。但那托普指出，主要的现象学方法均有严重的问题：反思要求中止活生生的经验流，而描述又要使用一般化的概念，使之抽象化，最终也会错失这些现象。GA 56/57， 100-101.在此情况下，当务之急在于为现象学提供这样一种方法论基础，使之既能够（1）不中止和脱离人的经验流，又能够（2）通过语言和概念达到现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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