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形式与可能性之指引———论海德格尔“形式指引”思想的纵深(2)

在1919年，海德格尔已经意识到，这根本上需要作为实际生活经验的现象自身具有一种内在的自我把握，亦即生活经验自身就在“理解”自身。他称之为：“一种理解着的、解释学的直观，本源的现象学回溯和先行概念构成，一切理论—客观的乃至超验的设定，都从其中脱出。”GA 56/57， 117.但是，这种生活经验自身的理解，如果将其提炼为一种哲学方法，又何以能应对那托普的尖锐批判呢？

在此意义上，前面提及的两种进路恰与这两方面的考虑相关。第一，通过对形式指引的定位及其与普遍化和形式化的区分，可以找到不脱离经验之流的方式；第二，通过一些特殊的“场合性表达”词汇，可以将人指引到具体的生活现象之中，而不仅仅是抽象干瘪的概念。最终，形式指引得以将个体化的生存处境带给我们。

首先考察第一点。在1919年的授课中，海德格尔大致提到了某种普遍化和形式化的区别。GA 56/57， 113-114.不过在翌年的手稿中，才做出清晰的论述。他首先追随胡塞尔的思路，区分了普遍化（Generalisierung，或译总体化）和形式化（Formalisierung）。普遍化较好理解，譬如我面前的一只瓷杯，可以视为杯子、瓷器、用具、固体、化合物等等，这种客观内容上的归类就是普遍化。在普遍化之后，对象已经独立于我的生活经验，成为了根本上与我无关的“客观内容”，从而也脱离了源始的生活现象。

与此同时，这个杯子能够被“形式化”，譬如作为“对象（Gegenstand，“站在对面者”）”。很明显，对象之“对”并非其自身的性质，而来自于和观察者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形式化不可能离开我朝向事物的方式而存在。“形式化源于纯粹的姿态关联（Einstellungsbezug）自身的关联意义（Bezugsinn），而绝非来自于‘一般的内容’。”GA 60， 58-59.

这种“关联意义”，就是“形式的（Formal）”之根源。但对此又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将其当成某种主体-客体关系或者认识-对象关系等等，总之是某种抽象范畴，并加以现成化地把握，这就是形式化，此时这种形式本身成为了对象，并“归入了形式对象性的范畴，它本身不是原始的，只是对呈现出来的关联的形式构造”GA 60， 63. ；在形式化中，我在生活经验中建立的关联又被“去生活化”了。

但本质上，这种关联并不是摆在眼前的几何图形，而是一种在生活经验中当下生成的运动，它具有所谓“实行”的动态特性，“纯粹的姿态关联还必须作为实行而被考察”。GA 60， 59.海德格尔因此总结，现象可能以如下方式被分析：

1. 被经验到的源始的“什么（Was）”，即“内容（Gehalt）”。

2. 现象是“如何（Wie）”被经验到的，即“关联（Bezug）”。

3. 这一关联是“如何（Wie）”生成的，即“实行（Vollzug）”。参见GA 60： 63.

这里很清楚，内容、关联和实行三个意义方向（Sinnesrichtungen）分别与普遍化、形式化和形式指引相关。三者是递进关系，在实行中，关联被构成了，而关联又把现象的内容给引出来。因此，这一生成关联的“实行”构成生活的最基本形式，也就是生活现象可理解性的最终源泉。形式指引恰是让我们返回到实行的意义中，让生活现象在其中被生成和理解，也就不存在脱离经验流的问题了。

目前的分析还没有涉及具体何谓实行，也没有说明怎样进行形式指引。但海德格尔指出，我们可以通过一类特殊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对概念的一种特殊把握方式，来切入实行意义，此即“本质上的场合性表达（Wesentlich okkasionelle Ausdrücke）”，它把我们从抽象的概念领域带回到具体的生活之中。

三、场合性表达词汇的指引含义

我们首先略微详细地征引“形式指引”第一次出现的段落，其中蕴含了解读其奥秘的宝贵线索：

我们在寻找一种基本的方法意义，在其中生活生机勃勃地将自身理解为生活。有必要返回到实际生活从它自身出发的基本经验中……在此对我们来说出现了一种危险，我们必须使用来自日常生活的概念“生活、经验、自我（Ich）、客我（第四格，mich）、自身（Selbst）”。我们用（对于对象化的）关键的解构（Destruktion），让这些概念不再清晰地固定下来了。毋宁说它们只是指向特定现象，指向一个具体领域。它们有一种仅仅是形式的特征（“形式指引”的意义）。GA 58， 248.

海德格尔明确表示，自己正在寻找一种“方法意义”，让“生活生机勃勃地将自身理解为生活”。然而，阻碍这种方法彻底实现的，是一些已经被固化的抽象概念，如“生活”“经验”“自我”等等。由此，海德格尔要求“解构”概念以返回到“特定现象”和“具体领域”。但这如何可能做到？答案是，通过其“形式的”特征所具有的指引功能。

海德格尔在《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评注》中的论述更为清晰。他说，当讨论“生命（Leben）”问题时，我们很容易错过真正的现象，而被诸多理论的替代物中所迷惑，因此要通过形式指引的方法才能发现其真谛：

要讨论的真正的对象，在形式指引中被确定为生存（Existenz）。在这样一种被形式地指引出来的意义上，这一概念指向了“我在（ich bin）”的现象，即指向这一“我在”中的存在意义，它乃是一种原则的现象关联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的开端。GA 9， 10.

海德格尔在此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生存”在形式指引中被指向“我在”。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生存对于自身而言，首先是“我”的存在。但海德格尔深知，这一“我”必然又会被习惯了对象性思维的人们理解为灵魂、主体、意识等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概念，从而错过刚刚获得的鲜活现象。海德格尔一再警告绝不能如此，相反，“‘我’在此必须被理解为那个完全具体的、历史的实际的自身（Selbst），在其历史的本己的经验中是可以通达的”GA 9， 31.。这就是说，“我”在最基本的现象意义上就是每个读者在其自身处境中所体验到的“自己”，这是随着不同的言说语境而转移的。“我”这个“形式词汇”恰恰将我们指引到各自不同的自身处境之中。

故此，van Buren将这一思路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本质上的场合性表达”概念联系起来进行理解。J. M. Van Buren， The Young Heidegger： Rumor of the Hidden K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p.328以下。参见Husserliana XIX/1， 85-92；朱海斌：《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同济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8—19页。 胡塞尔在其中重点讨论过“我”的用法。依照胡塞尔，“我”这类词语并不像“狮子”之类的有客观含义的词一样能唤起特定的表象，“毋宁说，在这个词那里有一种指引性（anzeigend）的功能在居中作用，它好像在对听者呼唤：站在你面前的人是指他自己”。Husserliana XIX/1，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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