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君亲师”：儒家精神信仰思想的现代转化(3)

所谓“取物而不尽物”，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夏堃堡校：《我们共同的未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2页。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要的限制是完全有必要的，这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法律等层面的限制，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们道德层面和精神信仰上的自我限制。据《孔子家语·屈节解》记载：孔子的学生宓子贱当年担任单父县的县长，十分注意推行道德教化，“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百姓化之”。三年后，孔子派巫马期微服私访来到单父。他看到一个在傍晚打鱼的人，把鱼捕捞上来后却又放回河里。巫马期觉得奇怪，问其缘故。打渔人回答道：“宓县长不希望人们捕捉小鱼，要让它们长大后才能捕捞。我刚才放回河里的就是小鱼。”巫马期听了很受感动，回来后对孔子说：“宓子贱的德政真是达到顶点了。一般老百姓在暗地里的行为，也自觉地循规蹈矩，就像严刑在旁边一样。请问子贱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孔子回答：“我曾经对子贱说过‘诚乎此者刑乎彼’，要依靠人民的道德自觉而不能单纯施用刑罚。子贱大概就是把这个道理运用到单父的治理中了。”这个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环保案例”启示我们，敬畏天地自然，仁爱天下万物，“取物而不尽物”，并将其提升为自觉的道德行为和崇高的精神信仰，这才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心灵根基。

三、热爱祖国：尊君思想的现代转化

“君”是会意字，从尹，从口。从“尹”，表示治理事务；从“口”，表示发布命令。两者合起来，所谓“君”就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的人。中国古代的尊君思想主要来自先秦时期的法家和儒家。法家主张绝对的尊君。《韩非子·忠孝》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片面强调臣民对君主的义务，认为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威，臣民只能唯君命是从，即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与法家不同，儒家主张在一定前提条件下的“尊君”。孔子指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种君臣关系是建立在礼乐制度基础上的相互对待的关系。如果君主礼遇臣下，臣下可报之以忠诚；其潜台词在于：如果君主不以礼对待臣下，臣下就可以不尊重君主。孟子把孔子的“话外音”公开挑明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君”则“臣臣”，君不君则臣不臣，这就是儒家“尊君”思想的基本前提。

儒家之所以为“尊君”设置必要的前提，是因为其一以贯之的“民本”思想。《孟子·尽心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在民众、国家、君主三者之中，最值得尊贵的是民众，这是国家组成的基础；然后是国家，这是君主权力的范围；最后才是君主。君主之所以得到尊重，是因为他是民众利益的代表和国家权力的象征；如果他不能代表人民，反而危害国家，那就应该撤换。汉儒董仲舒虽然受到法家的影响，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书·董仲舒传》）；但他一方面主张“屈民而伸君”，另一方面又主张“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董仲舒提出“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春秋繁露· 仁义法》），把是否“尊君”的最终决定权交回民众手中，守住了儒家的基本立场。

由此看来，在儒家那里，“尊君”的前提是“民本”。如果君主以民为本，为民办事，就可以获得民众的尊重；如果君主反其道而行之，伤害民众，只能遭到民众的唾弃。《荀子·大略》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上天之所以生养民众，不是为了满足君主的欲望；上天之所以设立君主，则是为了满足民众的利益；设立国家，排列官职，分配爵禄，其目的都不是为了诸侯或大夫的尊贵，而是为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在这里，民众是国家的基础，君主则是国家的管理者，国家成为联结民众与君主的纽带。对君主的尊重根源于对民众的尊重，又转化为对国家的尊重，由此，“尊君”便转化为“爱国”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人们将“天地君亲师”改换为“天地国亲师”，以国家取代了君主，“以为新时代的精神信仰”。参见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

现代意义上的“爱国”，其对象的含义有两种：一是“祖国”（Motherland），二是“国家”（Country）。前者突出其文化意蕴，后者则突出其政治内涵；前者是后者的精神支撑，后者则是前者的现实依托。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的内涵也十分丰富。《周礼·大司马》：“方千里曰国畿，诅祝以叙国之信用，以资邦国之剂信。”注：“国谓王之国；邦国，谓诸侯国也。”据此，周代即为“王国”，亦称为“天下”。周王将“天下”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所建立的政权亦称之为“国”；诸侯再将“国”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大夫，则称之为“家”按：这就是“国家”一词的来源。 。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天下大一统，亦称之为 “国”；在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夏等国家分裂时期，所建立的政权均称之为 “国”；蒙元、满清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中央政权，扩大了中华帝国的版图；中华民国结束了帝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等等。综上所述，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亿万中华儿女拥有了自己共同的祖国，名字就叫“中国”。从尊重历史、继承传统的角度，我们把“热爱祖国”作为我们共同的精神信仰。

热爱祖国，就要热爱养育我们生命的祖国大地。据《孟子·尽心下》记载，孔子离开齐国时，将淘好了的米捞起来就走，这是离开别的国家时的态度；而在离开鲁国时，却说：“我要慢慢地走啊，这是在离开父母之邦啊！”这里就表达了孔子热爱祖国的深厚情感。祖国，顾名思义就是祖先开辟的疆域、子孙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劳动、奋斗，传宗接代、繁衍生息，从而形成眷恋、怀念、爱惜乃至崇敬之情，那是发自内心、油然而生、自然而然的。因此，当自己的家园受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同仇敌忾、奋起反抗，就成为家园中人的必然选择。《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里所表达的上下一心、共御外敌的精神，在现代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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