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君亲师”：儒家精神信仰思想的现代转化(2)

其次，“敬畏自然”是人类伦理道德的基点。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总是令人心生赞美，满怀敬畏：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这两样东西有没有内在关联，康德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在儒家看来，天地自然与人类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传》），如此等等。现代人一般认为，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似乎与天地自然无关。其实，“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只要我们认可人类生命来自于天地自然，那就同时意味着承认天地自然是人类道德的基点。一方面，天地自然是人类所要处理的最根本的伦理关系；另一方面，诸如男女、夫妇、亲子等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也无一不是天地自然造化的产物。“敬畏自然”，我们就可以找到人类伦理道德的最终根源，并确立其最高权威。

最后，“敬畏自然”是人类信仰的共通点。不同的宗教，对于信仰的对象有不同的理解，并由此而带来相互间的误解、冲突乃至争斗。儒家不是宗教，但有其信仰。北宋儒者张载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子正蒙·西铭》）天地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父母，天底下的同类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种基于天地生人而没有人格神崇拜的精神信仰，非但不与任何现有的宗教信仰发生冲突，而且可以成为这个星球上所有人类群体和谐的粘合剂，有助于消除不同宗教人群之间的误解、冲突乃至争斗，从而为世界和平带来真正的福音。

二、保护环境：尊地思想的现代转化

在儒家的精神信仰体系中，“天地”经常并尊，即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上》）。在具体功能的描述中，“地”更多地被赋予了养育万物的意义，如“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周易·说卦传》）。大地，是养育万物的母亲，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由此，人类与大地的关系，转化为人类如何对待自己生存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的关系。

在这方面，现代社会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认为只有人类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没有任何意义。另一种是“自然中心主义”。它认为人与所有其他生物及实体作为与整体相关的部分，其内在价值是平等的。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人只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因此人并非天生比其他生物优越，所有有机个体都是生命的目的和中心。

从儒家的立场来看，这两种观点都有所偏颇。一方面，儒家主张：“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类是万物的灵长，是天地自然这一“造物主”在地球上所造就的最珍贵的物种、所结出的最美丽的花朵，因此人类天然地具有驾驭万物的权威和能力。“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礼论》）如果说天地自然的功能在于化生万物，那么人类作为天地化生的最高物种，其“天赋职责”则在于治理万物包括人类自身。在这个意义上，主张人类与万物完全平等的“自然中心主义”，本身就违反天地化生万物的自然原则。

另一方面，儒家看到了人类与万物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子正蒙·西铭》）孟子指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君子对于亲人、民众、万物的仁爱，尽管有差等次序，但其内在的仁爱感情却是一致的，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明儒王阳明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思想，指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大学问》）在阳明看来，无论是自己的同类还是飞禽走兽，是花草树木还是砖瓦石板，都是人类仁爱之心关注顾惜的对象；而这种仁爱之心无论是具有道德自觉的“大人”还是蒙昧无知的“小人”都具有，只不过“大人”自觉“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小人”则“间形骸而分尔我”罢了。这就表明，在儒家那里，人类之所以贵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他自觉意识到并愿意承担起关爱万物的职责。而这与完全将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依据的“人类中心主义”，其旨趣是根本不同的。

质言之，儒家融合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合理价值，在肯认天地自然为最高价值根源的同时，承认天下万物也有其内在的价值，并主动承担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道德义务。

由此，儒家在人类利用万物的问题上形成了“取物而不尽物”的思想。《论语·述而》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钓鱼而不用大网捕鱼，射鸟但不射晚上栖息在巢中的鸟，正体现了儒家对生物资源和自然资源有限度地利用而不是破坏性地开发的原则。为此，一是要“取之以时”。《孟子·梁惠王上》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庄稼的生长、鱼鳖的繁衍、材木的成长，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人类依据其繁殖、生长与成熟的时间段，而分别采取切实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措施，就能够解决自己生活之所需。二是要“取之有度”。《孟子·告子上》指出：“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山上的树木本来很繁茂，却经不起人们不断地刀斧砍伐；雨露滋润的树木不是没有嫩芽新枝，却经不起牛羊不断地啃吃踩踏。这种无序、无度、无节制的利用，只能导致生物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毁灭。三是要“开源节流”。《荀子·王制》指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如果人类对于养育自己的生物资源和自然资源，做到既取之有时而又用之有度，既发展生产而又厉行节约，那么就能够真正做到“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足可以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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