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业绩与地方官员晋升的关联性再审视——新理论和基于地级(7)

　　2.按东、中、西部分组

　　表9报告了市委书记的分组结果，在东、中、西部，经济绩效变量以及经济增长形式的符号、显著性与前文保持一致，相对绩效和增长效率均与市委书记晋升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官员背景也与按资源禀赋的分组回归结果类似，高校背景的正向作用由东部、中部到西部逐渐弱化，而高管背景则截然相反。与前文的分析类似，不同区域由于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的差异，对官员的能力需求也有所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结果的差异。

　　无论是通过资源禀赋高低进行分组，还是按照东、中、西部区域进行分组，各组别市委书记任期内的相对平均经济增速、TFP增长率与晋升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同区域间经济绩效与官员晋升的关系并无显著变化。根据分组结果，官员的背景和交流经历不会降低经济绩效与晋升间的关系。即使我们无法绝对否定官员背景、交流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但仍能够证实经济绩效对于市委书记晋升的重要性，至少在统计上是十分重要的。

　　3.不同晋升概念

　　在第一个层面的升迁定义基础上，我们将第二层面与第三层面的升迁定义作为实证结果的敏感性分析。表10分别报告了加上第二层面(Y2)、第三层面(Y3)衡量方法下市委书记的晋升与各经济要素间的关系。整体上各方面的显著性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无异。市委书记任期内的直接经济指标与其晋升概率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其相对于省内其他城市的经济绩效依旧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前任官员的“标杆”作用仍然十分显著，进一步强化了任期内相对经济绩效与市委书记晋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

　　六、结论与讨论

　　我们从政权合法性与政权权威的视角尝试对经济绩效和官员晋升的关系重新进行理论阐释。我们重点提出，通过利用更为出色的GDP增长率作为政治精英的“标签”———“以GDP排名论英雄”，能有效降低上级提拔官员时对公众、官僚系统其他官员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维持统治者的政权合法性与政权权威。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更加接近经济基层、承担更多经济发展责任、处于权力金字塔较底端同时年龄更小的地市级官员数据对官员“晋升锦标赛”假说进行测试。

　　通过对1999—2009年335个城市官员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我们验证了市委书记在任期内的相对经济增长率，而非绝对经济增长指标与晋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省内其他城市和前任官员的经济绩效作为当任官员的“标杆”而对当任官员的经济表现与晋升机会造成影响。此外，我们还考核了官员政治生涯内整体经济绩效与晋升的关系，结论依旧支撑相对经济绩效而非绝对经济指标与市委书记的晋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市委书记当任期间的经济表现更为重要。我们还同时检验了经济要素之外可能影响晋升的因素。研究表明，官员的背景也会对其晋升带来影响，具有高校背景、高管背景、具有交流经历的市委书记其晋升概率更大，这可能与此类官员本身的能力以及中央对人才储备、加强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才与党政机关的交流有关。但在我们的分组别研究中还发现，在非资源型地区，具有高校背景的市委书记能够获得更大的晋升概率，国企高管背景影响则并不显著；而在资源充裕型地区国企高管背景的市委书记则晋升概率更大，而高校背景并不显著。同时我们还发现，高校背景对官员的正面作用由东部、中部到西部逐渐弱化，而高管背景则截然相反。

　　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经济增长的模式对城市主政官员晋升概率也存在很强的关系。我们发现，如果官员带来的经济增长业绩与生产效率(通过TFP衡量)提高相伴，则十分有利于晋升。但如果仅仅是投资拉动型增长，则对晋升帮助不大。这说明中央政府在考察官员业绩时候十分谨慎和细心，不仅看重短期，更重视长远，这个发现为此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表明“晋升锦标赛”可能并不像一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带来经济发展的扭曲，其一些可能的负面效应已经被中央政府小心地抑制了。当然，这个主题超越了本文主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确认“晋升锦标赛”机制确实更多发挥积极作用，负面作用不是很显著。

　　总结起来，本文的实证发现在城市层面为“晋升锦标赛”假说提供了正面证据，验证了市委书记任期内的相对经济绩效与其晋升间确实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并发现官员的背景、交流经历、历史业绩、经济增长模式与其晋升间也存在较强的统计关联，但在不同地区还有不同的作用。但我们的研究仍存在如下几个局限：首先，本文仅从1999—2009年的地市级数据中确认经济绩效与官员晋升间的关联，而对证明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所认为激励机制有效性假说仍缺乏足够的证据。正如陶然等(2010)所说，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挂钩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的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在市、县范围内推行，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是否也存在将政治提拔与经济增长挂钩的考核体制，受到数据的制约我们仍无从考证。其次，研究结果虽然发现经济绩效高的官员具备较高的晋升概率，但我们仍无法完全排除上级基于政治关系网络、战略布局等考虑而刻意进行的人事安排带来的内生影响，我们不能武断地做出上级主要是依靠经济绩效来决定是否提拔官员的推论，本文的结果仅强化了经济绩效作为上级提拔官员的必要条件这一结论。最后，在新时期中央主要领导人多次表态“不以GDP排名论英雄”的背景下，本文的主要结论还能否成立，限于数据的周期性，还没有得到有效验证。

　　虽然如此，本文的研究结论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倾向于认为，在当前政治体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良好或起码合格的经济业绩作为提拔官员的“必要条件”，仍将在我国持续较长时期。这个机制能够激励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当地经济帮助整个统治系统获得政权权威与政权合法性，减缓政治权力非有效监督、腐败等问题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这些结果深化了现有文献对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理解，也为未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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