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业绩与地方官员晋升的关联性再审视——新理论和基于地级(6)

　　第(4)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官员交流变量，无论是地区间的交流DUMMY变量还是党政机关交流DUMMY变量均显著为正，说明中央对官员的布局并非随意设定。一方面可能由于官员的交流的确能对官员输入地带来较强的正面经济效应(张军等，2007；徐现祥等，2007)，另一方面可能是被交流的官员本身具备较强的政治关系网络或为重点培养人才，其晋升概率较高。我们在第(5)、(6)列分别加入了官员交流与任期内平均经济增长率的交叉项，结果显示地区间交流交叉项符号为正，而党政机关交流交叉项符号为负，两者均未在统计上显示出显著性。对于被指定进行交流的官员，他们更高的晋升机会究竟是得益于其对输入地的经济贡献，还是其自身领导才能、政治关系网络对其的影响更大，这一点我们无从考证。但从上述结果来看，相对经济绩效对于官员来讲总是重要的，官员的交流符合《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中“进一步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思想，并有利于交流官员的晋升。

　　这里再次强调，虽然我们发现经济业绩对官员晋升作用显著，而姚洋和张牧扬(2013)的发现则相反，但因为姚洋和张牧扬(2013)的结果是相对理想地控制官员个人不可观察效应之后的，而我们的结果是在没有能完全控制个人效应情况下取得的，这种结果的反差正符合我们的理论逻辑和所提出的假说：当官员的个人能力无法有效被同僚和公众识别的时候，需要通过突出业绩来获得提拔合法性，当个人能力可被外部有效识别的时候就无须依赖太多业绩。所以我们的研究在姚洋和张牧扬(2013)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化了文献对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理解。

　　五、进一步分析

　　(一)经济增长模式与官员晋升

　　前文验证了经济增速在晋升考核中的重要作用，但经济增长本身并不出奇。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为例，通过大量投入资本与劳动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但这种依靠大规模投入来驱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若片面关注经济增长则容易引发官员的短视行为，而关注经济增长与增长的效率则能够引导官员进行良性竞争，对于区域的长期持续增长是有利的。那么，在上级设计晋升考核体制时，是否会有意采取某种激励方式来鼓励地方官员良性发展地方经济？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本文将经济增长率进行进一步分解，把其分为全要素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以及社会消费增长率，并检验它们与官员晋升间的关系，如模型(2)所示。

　　其中：growthmode表示经济增长形式，包括全要素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以及社会消费增长率。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任期、年龄、学历、区域，模型控制了年份效应与省份效应。

　　全要素增长率是指各要素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以及规模经济、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通常作为长期经济增长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对各城市11年的全要素增长率核算采用索罗残差(Solow，1957)的方法，其中对资本存量的核算是以1999年固定资产存量为基期，采用永续存盘法进行计算。本文用官员任期内的平均全要素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指标，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短期行为的指标，而用社会消费增长率作为衡量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指标。

　　表7报告了分解经济增长率与市委书记晋升的关系。从结果来看，市委书记任期内的平均全要素增长率与未来的晋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社会消费增速则未对市委书记的晋升产生显著影响。这个结果具有重要意义，表明了上级部门并非只看重GDP经济增长率，有效的、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利于地方官员未来的晋升。任期内TFP增长率较高的官员，其任期内辖区经济增长率一般较高，且经济发展的过程更有利于提高在公众中的信服度和支持率，巩固其政权的信服度和合法性。

　　(二)区域间差异

　　官员在地区间、党政机关间的交流是有助于其仕途发展的，具有地区间或与党政机关交流经历的市委书记晋升概率更大。但无论是加入官员背景DUMMY变量还是加入交叉项，相对经济绩效与晋升的相关关系和相关程度均未受到显著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考核官员的背景和交流经验是否能够显著弱化经济绩效在其晋升中的作用，我们分别将中国按照资源禀赋高低和东、中、西部分组进行回归。如果上述作用存在，那么经济绩效与晋升的关系至少应该在不同区间会存在异质性。

　　1.按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分组

　　自然资源是地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高速增长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内部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对当地经济增长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大庆、金昌、攀枝花、克拉玛依等资源富裕的城市是凭借资源开采发展形成的，而温州、东莞等资源相对匮乏的城市则依靠技术进步、外资引进、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而加速城市发展进程。自然资源丰富型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优势往往降低了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的动力，并阻碍了政府的制度创新(邵帅和杨莉莉，2010)25，影响了官员对于资源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关注。因此，为了深化我们对“晋升锦标赛”机制的理解，有必要将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进行区分，研究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晋升考核机制的差异。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对所有地市级城市的资源禀赋进行测算。本文利用各城市的采矿从业人员占城市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近似替代城市资源禀赋，并对分组结果进行判断，分组结果基本符合我国的资源分布情况。本文将采矿从业人员占比大于中位值的城市归为“资源充裕型”城市，将低于中位值的城市归为“非资源型”城市，并对“晋升锦标赛”进行分组比较分析，结果见表8。

　　表8报告了按资源禀赋的分组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资源充裕型城市还是非资源型城市，上级对市委书记的考核仍注重相对绩效，并以上一任的经济绩效作为标杆。同时，具有较高TFP的经济绩效与其晋升的关系更为显著。但非资源型与资源型间城市的市委书记的高校背景和国企高管背景对晋升结果则有所不同。在非资源型地区，具有高校背景的市委书记能够获得更大的晋升概率，国企高管背景影响并不显著；而资源型地区恰好相反。在资源型地区，经济的增长相对而言更加依赖大中规模国有企业的生产，尤其是采矿、冶炼等需要巨额投入的行业更是如此，因此大中规模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更高的经济贡献基础。加上其长期的生产、管理经验更容易在资源型地区的经济竞争中胜出。而在非资源型地区，如浙江、广东等省份的城市，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招商引资、产业转型等要素，要求官员对于经济管理和经济发展形势判断具备更加专业的知识。因此，资源充裕型和非资源型地区的官员背景对其晋升概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是符合我们预期的，同时也显示了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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