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实证证据上的众多不一致，“晋升锦标赛”文献至今在理论上也很单薄。现有文献大多从“激励机制”角度来理解中央政府通过晋升来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张军，2005；周黎安，2007)，但缺乏从理论机制上更深层次解释清楚中央政府(或上级部门)以“以经济绩效为核心”来激励地方官员(或部下)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更具根本性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在“晋升锦标赛”模型中，晋升到底是褒奖，还是选拔？如果看作褒奖，那么中央和地方政府是一次性博弈，中央很难规避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应该是中国政府会极力避免的问题。
本文对现有文献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在原来激励机制理论的基础上，从政权合法性和政权权威的角度对“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官员考察选拔制度的合理性进行理论性补充。我们认为，经济绩效与晋升的关联不仅是一种激励机制，更是一种选拔机制和信号显示机制。具体而言，中央政府通过将经济绩效作为政治精英的“标签”能够降低官员提拔过程中的上级、被提拔官员与公众、官僚系统中其他官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维持政权合法性与政权权威。并且由于经济绩效的可见性，这种制度安排可行性较高，实施成本较低。
其次，我们将实证研究扩展到地市级层面，产生更加丰富的结果。现有文献在研究地方官员晋升时，基本以省级官员为主。但有理由相信，处于政府结构中越高层的职位，其政治色彩越浓厚，其晋升更容易受政治忠诚度、政治经验乃至“政治宗派”的影响(OpperandBrehm，2007)。加上职位稀缺性、法定退休年龄限制等问题，省级官员的任期后政治生涯轨迹受到太多因素干扰。这样，在省级领导人层面去检验经济业绩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关系，无论正面证据还是反面证据，都无法得到对“晋升锦标赛”假说的有效结论。相反，越是基层官员，越是承担经济发展的主要责任(Walder，1995；Yang，2006)。如张五常(2008)就直接把县级之间的激烈竞争归结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就我们所知，LiandBachman(1989)、林挺进(2006)、姚洋和张牧扬(2013)是仅有的以城市层面官员晋升机制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然而我们的文章研究了我国335个城市11年(1999—2009年)的地方官员，相对前者具有更多、更全面和更新的数据，研究角度也更加丰富，所得出的结论也与之前文献有所不同。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发现经济业绩对官员晋升作用显著，却与姚洋和张牧扬(2013)的业绩对晋升无显著贡献的结果非冲突，甚至是互补的。姚洋和张牧扬(2013)的核心贡献是，利用官员调动经历与城市的匹配来区分官员基于自身能力、关系资源等禀赋的个人效应和城市效应，并基于1994—2008年地市级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官员个人效应对市长的晋升概率显著而其经济业绩不显著，同时发现个人效应的重要性随年龄而增长。对官员个人效应的引入有力推动了晋升机制文献的发展。本文则在姚洋和张牧扬(2013)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官员的背景与交流经历对晋升概率的影响，并且将这些考察与我们所提出的“选拔机制”假说结合起来。因为姚洋和张牧扬(2013)的结果是控制官员个人不可观察效应之后的，而我们限于数据和分析技术没有能完全控制个人效应。但我们的假说本来就是当官员的个人能力无法被同僚和公众识别的时候，需要通过突出业绩来发出个体能力的显示信号，而个人能力可被外部有效识别的时候就无须太多业绩来增强被提拔的认可度。所以我们的研究深化了文献对经济业绩在中国地方官员仕途中作用的理解。
最后也是本文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我们的研究区分了不同类型经济增长(数量型vs.质量型)对官员晋升的影响。此外，我们通过分解经济增长率，首次研究上级对地方官员经济增长模式的考核机制。这有助于理解中央政府是否已经意识到并正面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可能带来的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机会主义等激励扭曲问题，并是否真切关注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丰富了官员晋升选拔理论体系。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从政治权威性角度对中国为何在提拔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时要以经济业绩为中心进行理论阐述，并提出一系列可验证假说，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数据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是主要实证发现及扩展性稳健检验，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发现和提出政策含义。
二、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政权权威性视角的解读
根据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上级将晋升作为对优秀经济绩效的褒奖，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随其所在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提高，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Bo，1996；LiandZhou，2005；周黎安；2007；徐现祥等，2007；王贤彬等，2011；杜兴强等，2012)。这一派理论认为，“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官员晋升锦标赛制度”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高增长率的重要原因(张军，2005)。然而，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很重要的一点是其褒奖是否公平(Maskinetal.，2000)。很容易想到，地方经济的增长并非单纯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努力，同时受到地方本身经济增长潜力的制约(徐现祥等，2007)。为了验证这个观点，我们按照1999—2009年11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大小将所有地市级城市平均分为五组，分别统计了在不同组别城市任职市委书记的晋升概率以及城市特征。
结果表明，一方面，经济增长保持较快的城市，官员的晋升概率确实较高。如表1显示GDP增长率前20%的城市市委书记晋升概率(82%)比后20%的城市市委书记晋升概率(67%)高了15个百分点。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城市普遍为资源禀赋高、人口和人口密度较低、产业结构相对落后的地区。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推进了干部异地交流制度(徐现祥等，2007)，那么很容易猜想，那些在上级政府拥有更强网络关系的官员完全有可能被派到更容易表现政绩(林挺进，2010)，或者具有更多财政资源和特殊政策支持的地区，为其做出相应政绩创造条件(陶然等，2010)。确有研究显示，外地交流来的干部更容易出政绩(张军和高远，200715)。如果在激励机制框架下将晋升单纯在激励机制框架下理解为对官员努力的褒奖，那么大规模异地交流的人事安排制度就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可以想见，频繁的官员异地交流，削弱了个人努力与经济业绩的关联度，至少会带来激励机制有效性的下降。此外，若将经济业绩与晋升的绑定仅仅看作是委托代理模式下的一种激励机制，那么这种机制带来的重复建设、短期内大上快上“短平快”项目、机会主义等激励扭曲行为不可能不引起中央的重视和提防。如研究显示，“晋升锦标赛”是各地政府偏好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原因(张军等，200716)。而Guo(2009)也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有意操纵财政性支出以达到提高晋升概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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