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业绩与地方官员晋升的关联性再审视——新理论和基于地级(4)

　　(二)模型选择及变量刻画

　　在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型中，我们旨在研究官员人事任免情况与其任期内经济贡献程度的关系。遵循徐现祥等(2011)的做法，我们假设对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评分分值为yi*，而这一评价是基于对官员任期内的一系列因素xi的考核。假设yi*是xi的线性函数，即：

　　其中：εi是独立分布的随机扰动项。但在现实中，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中央或者省级对市级官员的评分分值，只能观察到市级官员每年的人事变动情况。我们简单地将任免分为两类，1代表晋升，0代表留任、平调或者降职，即未晋升，利用Probit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那么，何谓晋升？

　　1.晋升刻画

　　我国的城市分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副地级市以及县级市。从我国的官员行政级别来看，直辖市正职干部相当于正省级干部，而副省级市正职干部相当于副部级干部，地级市正职干部相当于正厅级干部。本文将从城市官员层面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型进行实证重估。出于节省篇幅的目的，也为了使结果与之前文献更有比对价值，我们主要选取地市级的市委书记数据进行研究。

　　我们尝试从三个方面，采用层层递进的方式对升迁进行分类与定义。

　　第一个层面，LiandZhou(2005)在省层面的论述当中，认为省委书记比省长高一层面，从省长到省委书记属于提拔。参照这种做法，我们可以认定由市长升迁至市委书记属于晋升的范畴，市委书记升迁至副省长或省长都可以认为是晋升。第二个层面，我们加入了国家单位这一层面的思考。参考陶然等(2010)对省级干部升迁的定义，我们将市委书记与市长调任至国务院部委各司正职干部定义为升迁，而调任至其他同级国家单位视为平调或者降职。第三个层面23，建立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不同城市间的升迁这一变量。这个无须赘言，在本文的目标群体中表现为地市级的市长升迁至副省级的市长，地市级的市委书记升迁至副省级的市长或者市委书记。

　　在下文的实证检验中，我们将以第一个层面的升迁定义为基础，将第二层面与第三层面的升迁定义作为实证结果的敏感度测试。好处有：(1)第一层面的衡量方式是最直接、最直观的升迁方式，该升迁方式最为普遍，占的比例也最大；(2)可以避开不同省区间、不同城市间的禀赋差异对结果造成的影响；(3)以第一层面为核心，其余两种方法进行敏感度测验，既可以使结果更加稳健，又可以得出不同晋升方向对于官员绩效的要求以及官员个人特征的衡量，可以更加完整地了解中国副省级、地市级市委书记与市长的晋升机制。

　　2.主要变量描述

　　升迁考核的关键变量是市级地方官员的任期内经济绩效。遵循LiandZhou(2005)、周黎安(2007)、徐现祥等(2011)的做法，采用GDP实际增长率作为经济绩效的一种度量。

　　在变量方面，我们考虑的主要变量为官员任期内平均经济增长率，以及任期内相对平均经济增长率。

　　省内相对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引入，主要是考虑，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除了与当地官员的努力有关之外，还受到当地资源禀赋和所处区域的制约的影响。周黎安(2007)、徐现祥等(2011)在基于省级官员数据进行研究时便阐述了控制省区效应与年份效应的重要性。相对前任官员任期内平均经济增长率是指相对前一任官员在任期内经济表现的“增长”。按照经验，上一任官员的任期内表现往往是下一任官员的榜样或者“标杆”，上任官员在任内若当地经济发展迅猛，则上级以及当地居民对当任官员会有更高的预期，当任官员必须在前任的基础上做出更加突出的经济表现才可能获得更高的政绩评分。

　　此外，考虑到GDP增长率既取决于官员的个人能力及努力，也取决于地方经济特征以及两者的结合(姚洋和张牧扬，2013)。同时，官员个人的努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经济数据公布存在一定的时滞性，上级在利用经济增长率对官员进行考核时，会考虑其有限任期内的经济表现是否可以准备反映其能力的问题。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参照姚洋和张牧扬(2013)的做法，加入了对官员政治生涯整体经济表现的考核。我们测算了样本中市委书记在所有城市任市长或市委书记期间的城市经济表现，即市委书记的政治生涯经济绩效，并将政治生涯经济绩效分为政治生涯平均经济增长率以及政治生涯平均相对经济增速(所在城市GDP增速-所在省区GDP增速)。当然，限于数据和分析技术，我们的方法没有像姚洋和张牧扬(2013)那样完美地控制住了个人效应，但在本文分析框架中，对个人效应部分的控制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而控制变量方面，我们参照陶然等(2010)的做法，将任期、年龄、是否大学以上学历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任期、年龄、学历等无须多言。此外，为了研究区域差别的影响，我们加入了“所属区域”两个控制变量。在林挺进(2006)对地级市市长职位升迁的经济逻辑分析一文中，则指出了官员在地级市的党龄和任职地区经济情况与升迁正相关。由此，我们有必要引入相关政治和区域变量研究其对官员晋升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我国的城市经历了复杂的改革历程，有些城市是从区改制为市，所以给资料搜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导致部分城市某些统计年间无法找到对应的数据。我们选取每个官员任期末年的数据，形成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分析。

　　在我们选取的1999—2009年间的市委书记数据中，有824例发生了变动，其中，71%的官员均不同程度地升迁，29%降职或者平调。在升迁的案例中，85%的官员升迁至省委省政府，属于我们对升迁的第一层面的刻画。在删除了2001年和2006年的地方各级党代会引起的“换届效应”数据后，升迁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升迁的官员中仍有84%升迁至省委省政府。从各年度的情况来看，第一层面的升迁占绝大多数，第三层面城市间的升迁次之，而第二层面升迁至国家和省单位的情形最少。

　　从总体的描述来看，市委书记的任期只有3.7年，均没做满5年，这说明地方官员的变动还是相当频繁的。市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仅为52.4岁，小于中央规定的55岁法定退休年龄。教育背景方面，市委书记的学历均值较高，这一方面与委任时的考核机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官员在职时接受的培训相关，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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