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业绩与地方官员晋升的关联性再审视——新理论和基于地级

　　摘要：本文首先从政权合法性和政权权威的视角重新阐释官员晋升与经济增长业绩间的关联性，将其更多地视为官员选拨合法性的体现。利用1999—2009年的地级市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官员在任期内的相对经济增速与其晋升显著正相关，而前任官员的经济绩效被视为当期官员的“标杆”。同时，具有高校或高管背景、拥有交流经历、政治生涯表现更好的官员晋升概率更大，但它们不会弱化经济绩效与晋升的关系。此外，我们通过对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后发现，具有经济效率(TFP)提升的经济增长与晋升的关系更强。

　　关键词：地方官员晋升；经济增长；经济效率；

　　作者简介：陈杰，上海武川路111号公管楼503室

　　一、引言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引起了全球瞩目。但这种长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到底是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背景与人口资源国情所独有的，还是可模仿和复制———即是否存在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并足以写入发展经济学教科书，让世界各国众多研究者及国际组织为之着迷并激烈争论(林毅夫等，19941；王永钦等2，2007；张五常，20083；Helper，2010；Songetal.2011；BlanchardandShleifer，2001；WorldBank，2012)。为此，已经有大量国内外经济文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内在机制、动力来源等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探讨(参见Xu(2011)的文献综述)。而鉴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了具有十分鲜明特色的“企业化政府”作用(Walder，1995)，从较早开始，剖析“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研究的一个焦点就落在了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机制上。

　　早期这方面文献往往借用西方国家盛行的“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来强调20世纪80—90年代“税收分权”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Oi，1992；QianandRoland，1998)。但正如Xu(2011)指出，中国不存在地方选举制度，同时居民自由迁移受限，地方政府不对“下”负责，而更多的是对“上”负责，因而财政分权理论对解释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能力有限。后期文献开始把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主政官员区分开来，强调地方政府不是抽象存在，其行为模式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驱动，所以要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必须从理解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的动力机制入手(LiandBachman，1989)。这其中有一派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即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充分利用中央集权和地方官员自上而下的考核任免制度背景，基于“标尺竞争”原理而设计的“晋升竞标赛”机制———官员执政期内经济工作业绩越好、晋升概率越大或者说个人政治职业回报越多，成为有效激励地方主政官员发展经济的巨大内在动力(Bo，1996；LiandZhou，2005；周黎安，20074)。李克实(1988)5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由邓小平引领的干部管理体制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指导方针，已经逐步形成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干部政绩观，来代替之前的基于对党忠诚度的干部选拔制度。在最早由Bo(1996)提出的“政绩-晋升”模型中，指出在省级领导人的升迁中，相对于老一代政治精英而言，经济绩效的导向性作用有了明显加强。在这种干部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员都有实施政策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责任与压力，以谋求更大的晋升空间或者避免被降级(Yang，2006)。Bo(1996)、LiandZhou(2005)、周黎安(2007)、徐现祥等(2007)6、王贤彬等(2011)7、杜兴强等(2012)8相继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任期内经济表现越好的地方官员确实将获得越大的晋升机会。这一系列研究一时使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型及其验证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一个“显学”，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增长研究文献，如张军(2005)9和王永钦等(2007)开始从经济分权与政治考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中国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结构。

　　如果“晋升锦标赛”模型能够得到确认，不仅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极为重要的启示，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对如何认识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也将有重大突破意义。西方经济学主流认为，制度决定经济发展效果(诺斯，199410；Acemogluetal.，2005)。但自Nordhaus(1975)关注政府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究政府官员个人对经济的作用(Rogoff，1990；JonesandOlken，2005；Glaeseretal.2004；Acemoglu，2005)，进而产生对政府官员行为形成机制的研究兴趣(PrzeworskiandLimongi，1993；Bardhan，2002)。但现有文献大多在民主选举制度的背景框架下研究政府官员的约束与驱动力问题。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民主制度下地方选民“用手投票”和联邦财政分权制度下居民“用脚投票”两个机制的存在，是约束地方政府更主动采取“有利生产的政策”而非“劫掠破坏性政策”的关键(Acemoglu，2005)。而如果中国模式能证明，即使没有地方选民投票机制和充分的自由迁移，只需在干部选拔奖惩机制上有精妙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实行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那样严厉的绩效考核，就可以“驯服”地方政府主政官员，使他们争相将发展地方经济为第一要务作为工作理念，实现官员个人效用和社会集体福利的协调统一，那么政治学和经济学很多根本性理论观点都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和改写。如BlanchardandShleifer(2001)提出，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之所以没有像中国那样出色，很重要的原因是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羸弱的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和引导力，无法对地方官员实施有效的可促进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

　　然而，尽管“晋升锦标赛”假说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但且不说“经济绩效至上”是否就意味着官员之间为晋升而开展的GDP竞争是良性的和能带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的(王小鲁和樊纲，200011；王永钦等，2007)，就是关于中国政治生态和官员治理中是否真的存在“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官员晋升制度本身至今都仍然存在巨大争议。如OpperandBrehm(2007)所指出，有理由相信，中国省级官员的晋升更多受到“裙带关系”“政治宗派”和“忠诚度”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林挺进(2010)12认为现有文献的实证结果无法克服我国人事安排制度下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的内生性问题———即为了提拔一位官员，上级可能会提前安排其去更容易出政绩的地区。陶然等(2010)13更提出，如果用他们所谓更严格更准确的数据，LiandZhou(2005)的结论无法复制。姚洋和张牧扬(2013)14用1994—2008年18个省241个城市层面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也没有发现经济绩效对官员晋升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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