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规划：新公共管理、网络治理还是后民主(5)

　　因此，在威斯敏斯特系统中，拥有强大行政权的政府特征是一个显著例证。保守党为主导的政府有能力去除地区机构和战略规划系统而免于惩罚，在这个过程中未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意见。至关重要的是，工党部长/大臣们没有能够形成跨党派的共识，甚至在地区规划的原则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这一点是毁灭性的。但是，考虑到在一个日渐后民主的时代，以党派为基础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正推动规划变化，这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保守党持续反对这个战略规划框架及其制度支撑——除了支持保守党郊区支持者在绿化带规划控制上的利益的情况之外。新的以保守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将规划系统引向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他们将这个系统赋予理性，减少组织冗杂，向需要“延迟器”的政府施压，这意味着地区级别必须退出历史舞台。

　　对于联合政府的部长/大臣们来说，规划是“发展中的严重阻碍，减缓了提供急需的新工作和业务的进度”。*废除工党政府的住房建设目标反映了来自英国东南地区的地区议员和郊区成员的强大压力。许多保守党掌权的地方政府立即削减他们已经计划的住房供应。关于全国范围内建房的战略规划被抛弃。社区的压力又允许减少低成本的房屋，尽管这些在英国的东南地区是迫切需要的。新的国家规划政策框架*缺乏任何具体的内容，因此，它创造了而不是减少了对于规划决议的不确定性。*部长们也削减了家庭和社区机构(HCA)的权力和资金，取消家庭和社区机构在工党政府时期的重要作用，以在住房建设总量上给英国东南地区的政府施加压力。在房屋建筑商和开发商的施压之下，联合政府重新设计了这个规划系统，通过给当地社区以激励的方式来鼓励房屋建设，以求房屋建设方面的发展。因此，联合政府的部长们试图修复(多年的、反复存在的)党际之间就郊区利益和房屋建造者方面的紧张关系。它试图推动规划的决策权下放至次级地方政府和邻近地区(教区和镇议会)层面。当地社区现在拥有新的“有权建设”的权力，让他们有权批准小的发展项目，无需独立的规划申请。这主要是为了更加程序便捷地发展。因此，政府回避由于东南地区房地产市场过热引发的问题，在此地区，那些没有自己住房的人的竞争力正在下降。虽然新的国家政策规划框架*确实重视并强调房屋的需求问题，通过向地方政府施压来鼓励房屋建设发展，但较低程度的郊区邻避运动(NIMBY，“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抵抗仍将继续。结果是，房屋建设趋于稳定，维持在110000栋左右。只在2013-2014年出现小幅的增长(达到132320栋)，这个数量仍然低于2007年到2009年达到数量的36%，*仅占大部分住房专家所论证的必需房屋存量的一半。

　　联合政府重新设计了经济发展供给系统，在“次级地区”层次设立近39个新的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来代替地区发展机构(RDAs)。政府还论证说，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反映的是“自然的经济区域”。*讽刺的是，许多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覆盖了正如在1974年保守党政府改组中创建的先前地方政府的上层相似的地理区域。一些城市地区，尤其是利兹市和曼彻斯特，都已经达到了城市-地区的地位。表面上，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政策框架留给了次级区域行动者相当大的余地来决定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如何运转——他们将如何组织他们自己(除了他们的主席和一半的董事会必须包括业务代表以外)、他们的行政支持和谁应该被包括进去。但在现实中，他们的大小和有限的资源，很明显比地区发展机构(RDAs)所享有的要少，这意味着他们缺乏应对的能力，在次级地区层面上依然是伦敦的政策占主导。于是，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的存在表明正在削弱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中间层级。*那么，这个看上去是制度化的分权在实际操作中又可以看成是非正式化的中央集权。可以说，他们对于中央集权有贡献是在于，他们受限制的组织能力和模糊不清的政策权责都限制了他们挑战中央政府的能力。*因此，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所承诺的分权被实际明显的中央集权所抵消。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曾经组织过的几次活动可见一斑，如外来投资、创新和欧盟基金的管理，这些都是集中于白厅(伦敦市区内的一条街，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之内。*有趣的是，在2014年的时候，社区事务和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ofCommunitiesandLocalGovernment)都指出很多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规划都是缺乏“地方特色”的。

　　是否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可以弥补国家规划和地方发展之间的“空洞”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人们寄望用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能平衡三种主要规划形式，这三种形式指的是：战略发展、咨询或顾问的职能以及游说角色——然而他们缺乏清晰明确的权责。*政府没有提供给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法定的权力，所以他们未来只有有限的能力去影响不管是由当地政府的还是由次级地方社区的规划决策。然而，而后的赫塞尔廷报告(Heseltine)指出，*在过去五年中(2011/2012年到2016/2017年)政府已经创造了一个有32亿英镑的地区发展基金(RGF)，(事实上)很明显地低于赫塞尔廷所建议的。衰退导致英国的东南地区，尤其是伦敦地区，和英国的北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大了。在北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产生了如下的担忧：整齐化(向连续体中间聚集)会加强南部在投资方面的竞争力。这些担忧也被更苛刻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新定义所验证。经济发展远离工党政府关于再生(包括不足的问题，和一个潜在的社会分配的意图)和干预的压力，成为一个促进机遇、企业和“渗透”的经济学，没有受到较多的干预或是主要的资源承诺(隐含在之前的地区发展机构(RDAs)中)的影响。事实上，在当代保守党政府希望政府范围缩小的项目下，这样一个受限制的对于规划的定义是与生俱来的。

　　联合政府：小结

　　保守党政府主导的联合政府的部长/大臣们就任时使用一种新的路径：给商业主导的经济发展和“新地方主义”以主导地位。这个路径意味着：对于规划将进一步放松管制，创造一种新的次级地方政府、邻近社区(教区和镇议会)层面的规划制定和发展，伴随着没有中央主导的住房建设目标，或者说，更加自由和不严密的目标。房屋建设发展现在更加分权化，但是至于房屋建设是否将恢复，尤其是民众购买得起的房屋供应，仍然不可知。联合政府的规划改革撤销了整个区域行政管理的层级，部分的区域性功能移交给了次级区域层级。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的商业角色得到了强化。然而相对于地区发展机构(RDAs)而言，他们拥有更少的可以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资源(尽管这是可能的，新的更加庞大的以城市为基础的地方政府-企业合作伙伴(LEPs)可能能够及时建立足够的资源来这样做)。总的来说，这些改革的影响是将权力集中在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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