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导读(6)

晋假道于虞以伐虢之事《春秋》僖公二年、五年只分别记作“虞师、晋师灭下阳”、“冬，晋人执虞公”，荀息如何以马、璧为诱饵游说虞公以及宫之奇如何进谏而被虞公拒绝之事《春秋》均未涉及，显然《魏策》提到的《春秋》是指《左传》。

关于《左传》自战国至西汉初期的传授情况，刘向在《别录》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受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受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见杜预《春秋左传序》孔颖达疏引文）

曾申，生平不详。吴起即战国著名的军事家，卫国人，初为鲁将，既而赴魏，受文侯重用，最后奔楚。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为楚威王太傅，著有《铎氏微》一书。《汉书?艺文志》载《铎氏微》三篇，而未载《抄撮》一书，《抄撮》可能就是《铎氏微》。《铎氏微》在《艺文志》中与其它书的排列情况如下：

《左氏传》三十卷 《公羊传》十一卷 《穀梁传》十一卷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 《左氏微》二篇 《铎氏微》三篇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 《公羊外传》五十篇 《穀梁外传》二十篇 ???

既然《铎氏微》前后都是《春秋》古经一类的书，可证其与《左传》属于同类书。据《抄撮》之名推测，《铎氏微》大概是《左传》的手抄简本。据《十二诸侯年表序》，虞卿是战国赵孝成王的相，著有《虞氏春秋》一书，《艺文志》称作《虞氏微传》，即《别录》所称《抄撮》，和《铎氏微》一样，也是一部《左传》删节本。荀子即《荀子》一书的作者。荀子虽未编过《抄撮》一类的书，但荀子必然传授过《左传》，这从《荀子》一书征引《左传》的情况可以得到证明。张苍为秦末汉初人，其简况详下文。

（二）《左传》在两汉时期的流传研究概况及重要学者

《左传》在西汉时期流传的记录材料最早见于《汉书?儒林传》：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传》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刘歆，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刘向子，成帝时受诏与向领校群书，官至中垒校尉。哀帝时官至奉车光禄大夫。王莽用事时封红休侯，王莽篡位后尊为国师。地皇末年（公元23年）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刘歆传《左传》于贾徽，徽传子逵（详上文）。贾徽为贾谊八世孙，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北）人。贾逵为贾徽子，字景伯，东汉著名经学家，于《诗》、《书》、《国语》无所不通，明帝永平年间曾献《春秋左氏传解诂》三十篇及《国语解诂》二十一篇。后世称为“通儒”。官至侍中，领骑都尉。

从西汉初的张苍到东汉刘歆，对《左传》的传授都用的是古文写本，这有以下材料为证：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即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许慎《说文解字?序》）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汉书?楚元王传》）

张苍死于公元前152年。鲁恭王名刘馀，汉景帝之子，于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为淮南王，于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徙为鲁恭王。刘歆生于约公元前53年，死于公元23年。“天汉”为汉武帝年号，相当公元前100—前97年。鲁恭王坏孔子宅下距张苍之死仅有三年，而到孔安国（孔子十一代孙）献壁中书时已过去了五、六十年，其时刘歆尚未出生。据此可以断定，张苍所献《春秋左传》与孔壁中的《春秋左传》虽均属古文，但非同一抄本。杨伯峻认为前者属于民间传读本，从战国末年流传下来，后者为孔壁藏本（见《春秋左传注?前言》）。据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一文，刘歆所见到的抄本显然属于孔壁藏本，自从孔安国献出后，一直藏于皇家祕府。

关于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一文，历来对其中的句意理解有分歧。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春秋左传》非出自孔壁，张心澄的《伪书通考》认为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是由于对该文的断句理解有误，杨伯峻据张氏的意见将其中有关句子断作：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于祕府，伏而未发。

这样的断句将“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和“丘明所修”两部分均视为插说成分，使“及《春秋左氏》”、“皆古文旧书”二句与上句“《书》十六篇”连成一气，有利于证明《春秋左氏》属壁中书，也使下文的“皆”字有了着落。但是如此处理很难解释这样的疑问：既然《春秋左氏》与《逸礼》、《书》同属壁中书，那么“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之难，未及施行”数句为什么不置于“及《春秋左氏》”一语之后以兼指《春秋左氏》呢？难道同属壁中书，《春秋左氏》的遭遇与《逸礼》、《书》不同？杨氏说张心澄把这段文字读懂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读懂。本文以为这段话中发生了错简。“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四句应移至“《书》十六篇”与“天汉之后”两句之间才真正符合该文的原貌。

在西汉时期，《公羊传》和《穀梁传》相继被立于学官，处于正统地位。其中《公羊传》立于学官是在汉武帝时期，《穀梁传》立于学官是在汉宣帝时期。《左传》虽有人相继传习，但未立于学官（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其中无《左氏》），地位远不如《公羊》、《穀梁》显赫。直到汉哀帝时重视《左传》的问题才由刘歆向朝廷提出，到汉平帝（哀帝兄弟）时《左传》始被正式立于学官，设博士传授，后废。东汉光武帝刘秀时《左传》再次被立于学官，不久又因博士李封死而废（见《后汉书?范升传》）。

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左传》的研究整理始自贾谊，贾谊对《左传》做过训诂工作。其后对《左传》用力较多的人就是刘歆，刘歆研究《左传》的特点是将《左传》与《春秋》相对照，以《传》文解释经文，让《经》、《传》转相发明，互为补充，结果使《春秋》的所谓义理得以通畅彰显。刘歆可以称得上是《左传》学的创始人。刘歆研究《左传》的具体情况详见上文所引《汉书?楚元王传》。

《左传》在西汉末立于学官，而在东汉初即被废除，原因无非和王莽的倒台及今文《公羊》、《穀梁》学派的攻击有关，王莽好《左传》，故在其辅政时《左传》才得立于学官。《左传》在东汉初虽然被废于官学，但在整个东汉时期，从事《左传》传习研究的人数众多，其中包括一些最著名的学者，据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孔颖达疏的说法，先后有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虞、颖容等人。

（三）《左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概况及重要学者

三国至两晋时期，研究《春秋左传》的学者主要有王肃、杜预二人。

王肃，三国魏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王郎之子。官至中领军，加散骑常侍。肃承贾逵、马融之学，曾为五经及《国语》等书作注，于《春秋》撰有《春秋例》、《春秋三传》二书。均佚。

杜预，西晋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字元凯，司马懿之婿，官至镇南大将军，在晋灭吴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杜预博学多通，于政治、经济、军事、经学、历法、律令、算术、工程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且多谋略，时人称为“杜武库”。在群经中，杜预尤好《左传》，自称有“《左传》癖”，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流传至今最早的《春秋左传》注本，收入《十三经注疏》。该书简要精当，深刻缜密，对《春秋》义理、《左传》之旨多有发明。除《集解》外，杜预尚有《春秋释例》、《春秋长历》二书，均传世。

南北朝时，《春秋左氏》学分成南北两大派，南宗杜预，北宗服虔。南北两派的治学风格有明显的不同，南学精细求新，北学务实保守。用《隋书?儒林传序》的话来说是“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南朝研究《左传》的学者主要有谢庄、萧子懋、王俭、杜乾光、王延之、刘之遴、崔灵恩、沈宏、沈文阿、王元规、严植之、贺革、沈洙、陆庆等人。北朝研究《左传》的学者主要有刘兰、张吾贵、卫冀隆、苏宽、刘献之、徐遵明、张思伯、庾信、沈重、乐逊等人。这一时期对《左传》侧重于书法条例的探求，总的来说成就不大。

（四）《左传》在隋唐五代时期的研究概况及重要学者

隋唐五代时期《春秋左传》的研究不仅局限于《春秋》义理的解释，同时涉及到对前人注文的疏证、对《春秋》经、传的评价和《左传》名号的整理等。学者主要有刘焯、刘炫、孔颖达、刘知几、啖助、赵匡、陆淳、冯继先等，其中孔颖达的成就最大。

刘烨，隋河间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字光伯。文帝开皇年间曾参与撰隋史及天文律历，官至太学博士，隋末因饥寒而死。著《春秋攻昧》、《五经正名》、《春秋述义》、《尚书述义》、《毛诗述义》、《论语述义》等书，均佚。刘烨研究《左传》的成绩比较突出，但过于追求文辞，未能在精深方面下功夫，且好攻击他人以自重，孔颖达《春秋正义序》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

刘烨于数君（指沈文何、苏宽、刘烨）之内，实为翘楚，然聪惠辩博固亦罕俦，而探赜钩深未能致远。其经注易者，必具饰以文辞；其理致难者，乃不入其根节。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余条。习杜义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于木，非其理也。虽规杜过，义又浅近，所谓捕鸣蝉于前，不知黄雀在其后。

孔颖达，唐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县）人，字冲远，历官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精通五经。曾与魏征等人修隋史；又奉命与颜师古等撰《五经正义》，共一百八十卷。《五经正义》中的《春秋左传正义》是孔颖达等人研究《春秋左传》的成果。该书对《春秋左传》的注文采用的是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对《春秋左传》的解释多依据的是刘炫《春秋述义》。在体例上，《正义》先释《春秋》，后释《左传》，最后对杜注说解。其最大的特点是引证详博，保存了许多汉魏遗说，可看作是对汉魏六朝以来“《春秋左传》学”的总结。由于《正义》采用了杜注，极大地提高了杜注的地位，这对服注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南北朝以来的杜学、服学之对立随之消失，影响所及，致使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一书未能流传下来。

刘知几，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字子玄，著名史学家。历高宗、则天、玄宗三朝，先后官著作佐郎、左史、凤阁舍人、左散骑常侍等职。刘氏有关《春秋左传》的学说表现于《史通》一书。其中《惑经》篇站在史学的角度对《春秋》的所谓书法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从十二个方面指出了《春秋》的残缺、矛盾之处，动摇了《春秋》的神圣地位。与《惑经》相反，《申左》篇则对《左传》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左传》叙事采用直笔，不虚美，不隐恶。在《杂说上》中对《左传》叙事的艺术性及左氏之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这一评价首次涉及到了《左传》在文学方面的成就。

啖助，唐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后徙关中，字叔佐。天宝末先后任临清尉、丹阳主簿等小职。后隐居不仕，安贫乐道，精研《春秋》十载，著成《春秋集注》一书。

赵匡，河东（今山西永济一带）人，字伯循。曾官洋州（今陕西洋县）刺吏。啖助学生，啖助死后，对助《春秋集注》书稿进行过整理，并著有《春秋阐微纂类义统》十卷以补助书之不足。

陆淳，后因避唐宪宗讳改名质，字伯沖，吴郡（今苏州市）人，官给事中，师事赵匡，继承啖助、赵匡二家《春秋》之学，撰有《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三书，集中反映了啖、赵、陆三家的学说。此三家对《春秋》三传都不太满意，认为《春秋》的宏旨不仅仅在于维护周礼，它同时宣扬了二帝三王之法，而以夏为本。

冯继先，五代人，生平居里不详。《四库全书》载其《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该书对《左传》人名的不同称谓进行了归类，是继杜预《春秋释例?世族谱》之后较系统地研究《左传》人名的著作。除《四库》本外，尚有《通志堂经解》本和《四部备要》本传世。

（五）《左传》在宋元明时期的研究概况及重要学者

宋元明时期《春秋左传》的研究有所深化，总体特点不是在注疏上下功夫，而是对《春秋》的书法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在训诂方面往往借题发挥，托古喻今，代表人物主要有孙复、胡瑗、孙觉、刘敞、王安石、苏轼、胡安国、叶梦得、朱熹、吕祖谦、程公说、程端学、陆粲等人。

孙复，北宋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字明复，著有《三传辨失解》、《春秋尊王发微》二书，前者已佚，后者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传世。孙复重经而轻传，认为《春秋》的宗旨在于“尊王攘夷”，所谓褒贬书法实际上是“有贬无褒”。

胡瑗，北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市）人，字翼之，与孙复同时，官至太常博士，著有《春秋口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等。胡瑗对《春秋》研究的成就并不大，他的贡献主要是组织“《春秋》经社”，对《春秋》经传的传播起到了推进的作用。

孙觉，北宋高邮（今江苏高岫）人，字莘老，官至龙图阁学士。孙觉是胡瑗《春秋》经社中的成员，著有《春秋经解》、《春秋学纂》、《春秋经社要义》等书，坚持“《春秋》尊王”说和“有贬无褒”说。

刘敞，北宋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字原父，官至集贤殿学士，著有《春秋传》、《春秋权衡》、《春秋说例》、《春秋文权》、《春秋意林》等书。刘敞学问渊博，在北宋的学术地位和威望都很高，他研究《春秋左传》的特点是经、传并重，不是经而废传，也不泥传而疑经，让经、传互为发明。他同意今文学家《左传》不传《春秋》之说，但对《左传》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苏轼，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字子瞻，著名文学家，官至翰林学士兼侍读、龙图阁学士。苏轼于《春秋左传》没有专书行世，只是留下了《春秋论》、《宋襄公论》等零散的议论（见《东坡文集》），但都很精辟，不同凡响。例如，他认为：“丘明因事发凡，不专为经，是以或合或否。其书盖依经以比事，即事以显义，不专为例，是以或言或不言。”在对三传的看法上，苏轼及其弟苏辙都重《左传》而轻《公》、《穀》，这自然和他们的文学气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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