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导读

《春秋左传》导读

一、春秋

《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即六部经典著作，此说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和《礼记?经解》，其中《春秋》为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据说后来经过了孔子的修订，故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在春秋时期，除鲁国的史书称作《春秋》外，其他一些国家的史书也多称作《春秋》，如《墨子?明鬼篇》所提到的“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不过有少数国家的史书则采用了另外的名称，如《孟子?离娄下》提到晋国的史书称《乘》，楚国的史书称《梼杌》。

（一）《春秋》的作者

关于《春秋》的作者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一种认为《春秋》是孔子据鲁史修成，另一种认为《春秋》非孔子所修，而是鲁国的旧史。孔子所修说见于《孟子》、《左传》、《公羊传》、《史记》、司马迁《报任安书》、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等较早的文献：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是会（指僖公二十八年冬温之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传?成公十四年》）

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春秋?昭公十二年》）

“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某（某，一本作丘）有罪焉尔（其文辞若有不当，则是我孔丘有罪了）。（《公羊传?昭公十二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春秋?哀公十四年》）

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

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五帝、五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月，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史记?三代世表序》）

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於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史记?儒林列传》）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

是后或力征，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霸，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霸主，文武所襃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报任安书》）

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语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

由于以上几种文献在古代典籍中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史记》作为一种信史的权威地位，故孔子修《春秋》说为历代多数学者所信从，今人范文瀾（《中国通史》）、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卫聚贤（《古史研究》）、苏渊雷（《读春秋及三传札记》）及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等学者亦均持是说不疑。持《春秋》非孔子所修说的学者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是少数派。第一个对孔子修《春秋》发生怀疑的学者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其说见《史通?惑经》）。北宋时期，王安石曾讥《春秋》为“断烂朝报”（说见《宋史?王安石传》《宋

史?王安石传》：“（安石）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陆佃《陶山集?卷十二答崔子方书》）。既然视为“断烂朝报”，则自然不会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近、现代持是说的学者可以顾颉刚、钱玄同和杨伯峻先生为代表。顾氏的观点见于《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钱氏通过古文字与“孔壁古文经”的对比否定了孔子与六经的联系，他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说：

我近来取甲骨刻辞及殷周两代之钟鼎款识与《三体石经》中之“古文”相较，更瞭然于“孔壁古文经”中之字体（《三体石经》中“古文”即系根据“孔壁古文经”者），一部分是依傍小篆而略变其体势，一部分是采取六国破体省写之字，总之决非殷周之真古字。由此更知“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之为谰言；而“孔壁古文经”本无此物，全是刘歆的伪造，实为颠扑不破之论也。

仅凭个人对甲骨文、殷周金文与《三体石经》中古文的比较即肯定“孔壁古文经”全都是刘歆的伪造，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杨氏在《春秋》（收入《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一文和《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90年版。）中均对《春秋》为孔子作的说法进行了否定，其证据主要有三：

1、《公羊传》、《穀梁传》经文都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记“庚子，孔子生”，《左传》经文于哀公十六年记“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孔子不可能写自己某日死，也不会写自己某日生。

2、《春秋》的笔调前后不一致，这说明其体例不统一。例如隐公、桓公时，无论是盟会还是统军作战，《春秋》都不写外国卿大夫的姓名，但从庄公二十二年开始，《春秋》于结盟时会写出外国卿大夫的姓名，从文公八年开始，《春秋》于盟会时同时会写出鲁国和外国卿大夫的姓名。又如僖公以前，《春秋》多称某国君为某人，不称某侯，僖公以后，仅秦、楚两国之君偶称“秦人”、“楚人”，宣公五年后，所有诸侯均不称“人”而称“爵”，如“秦伯”、“楚子”等。

3、前人说孔丘著《春秋》意在“寓褒贬，别善恶”，实际上并非如此，太史有死者，有继承者，因此书法各不相同。古本《竹书纪年》是晋国、魏国的历史文献，其所记与《春秋》同，如“陨石于宋五”一语两书所记无异，这说明当时宋国把观察到的天象通报给各国诸侯，各国史官记了下来，何尝是孔丘的笔墨？

至于《春秋》的作者到底是谁，杨氏在《春秋》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认为，孔子教学生，不能不教他们近代和现代史，《春秋》一书，孔子不过曾用它作过教本罢了。《春秋》本是鲁国官书，由此传到民间，由孔门弟子传述下来，孔门弟子或者加上孔子生的年月日，或者加上孔子死的年月日，以此作为纪念而已。

杨氏在《春秋》一文中否定孔子作《春秋》的主要根据是书法，属于内证。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杨氏同时举了一些外证，如其中一条说：据《史记?孔子世家》，孔丘作《春秋》的动机起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之后，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过了七十岁高龄的老翁用两年时间未必能完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又如其中另一条说：《论语》作为记载孔丘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没有提到孔子修《春秋》。杨氏所举的证据固然不少，但要推翻孔子作的说法应该说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杨氏提出的问题多数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杨氏所说的《公羊传》、《穀梁传》襄公二十一年经文“孔

子生”一语，《左传》该年经文并无此语，前人（唐徐彦、杨士勋）早已指出此语属《公羊传》、《穀梁传》追记的传文，而非经文。至于《左传》经文哀公十六年关于孔子卒的记载也不难解释。《左传》哀公十五、十六年的经文历来都认为是后人的续作，故十六年所记“孔丘卒”一语实际和孔子没有关系。

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与其否定孔子修《春秋》，不如肯定孔子修《春秋》，因为毕竟有多种较早的文献记载了孔子修《春秋》之事，虽然有矛盾疏漏之处，但基本事实是一致的。沈玉成在《春秋左传学史稿》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较充分的肯定意见，兹将其证据撮要说明如下：

第一，孟子上距孔子之卒仅一百多年，而且他是孔子学生子思的再传弟子，孔子作《春秋》对孟子来说只是近代史，故《孟子》所载必有根据，不至于向壁虚造。

第二，非儒家学派对《春秋》也有记载，如《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易》、《春秋》六经。’”《韩非子?内储说上》：“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鲁哀公向孔子提出这样的问题，不难窥见孔子和《春秋》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晋文公攻原，与大夫期十日，十日而不下，罢兵而去。卫人降晋文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这段记载多少透露出孔子和史官、史记有关的迹象。

第三，通过一些文献记载与今本《春秋》的比较，可以看出孔子笔削《鲁春秋》的痕迹。例如，《公羊传》庄公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今本三传经文都作“星陨如雨”。《不修春秋》显然就是《孟子》所说的“鲁之《春秋》”、司马迁所说的“史记”，即鲁国的国史，经过君子（即孔子）“修”了以后才变成今本《春秋》“星陨如雨”四个字。又如，《礼记?坊记》：“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这条今本《春秋》记作“冬十月，??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僖公九年）、“春王正月，??晋里克弑其君卓”（僖公十年）。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今本《春秋》经过了笔削加工，这个笔削者，孔子应该是一个适当的人物。

第四，《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经文记载此年十一月“孔子生”，《穀梁传》则记作十月庚子“孔子生”。《左传》哀公十六年经文记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孔子作《春秋》不可能记自己的生卒年，这是《春秋》非孔子作之说的证据之一。《公》、《穀》二传的经文原出经师口授，“孔子生”这三个字的记载必非经文原有而系窜入，《左传》经文即无此三字可证。至于《左传》哀十五、十六年的经文，历来就称之为“续经”，并非《春秋》原文，“孔丘卒”自然也是《左传》作者所记。

“公、侯、伯、子男”四等爵之说始见于《孟子?万章下》，现代的研究者据金文和其他典籍，认为这种严格的区别在《孟子》以前并不存在，可是在《春秋》中却同样严格区分，如“宋公”、“齐侯”、“晋侯”、“郑伯”、“楚子”、“许男”，丝毫没有错乱，可见《春秋》笔削者生活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

（二）《春秋》的价值及其书法

《春秋》一书相当于大事年表，共一万六千余字，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据《春秋左传》）共244年（据《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均止于鲁哀公十四年，故一说为242年）间发生在鲁国及其他各国中的重要事件。其记事体例为编年体，即以鲁国隐、桓、庄、闵、僖、

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位君主在位的先后序次记事，年分季、季分月、月分日、日系事，秩然有序，一年之中可见各国之大事。

前人对《春秋》的评价极高，认为其具有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更兴旧典，宣扬王道，劝善抑恶，维护周礼的重要作用。《左传》称其文：“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成公十四年）晋杜预认为：“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春秋左氏传序》）唐孔颖达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则必尽其敬，戎则不加无罪，盟会协于礼，兴动顺其节，失则贬其恶，得在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春秋正义序》）唐刘知几从史学的角度亦盛赞《春秋》“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史通?六家》）

抛开历代经师加在《春秋》上的过度溢美之辞不论，应该肯定《春秋》是一部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著作。首先，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典籍，开创了编年体的史书体例。其次，它记载了春秋时期发生在我国的自然现象，是研究古代自然、地理的宝贵资料，内容涉及到日食、月食、陨石、水灾、旱灾、虫灾、地震等，例如全书记载日食达三十六次之多，其中三十三次与现代天文学的推算完全相同。又如庄公七年所记“星陨如雨”和文公十四年所记“有星孛入于北斗”二事是世界文献中关于天琴星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再其次，它记载了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研究春秋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如根据《春秋》的记载，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使我们了解到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各国兼并战争的剧烈性。又如《春秋》记载：鲁国于宣公十五年实行“初税亩”制度，于成公元年实行“作兵甲”制度，于襄公十一年实行“作三军”制度，这些均反映了鲁国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体制方面的重大变革。第四，它记载了春秋时期的盟会、外交、礼仪、通婚等社会现象，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活动。第五，它制定了一套相对严密系统的记事原则，这些原则及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代史学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于《春秋》的记事条例，前人有《春秋》书法之说。所谓《春秋》书法，是指《春秋》的记事遵循着一定的原则，例如《春秋?隐公七年》：

（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

《左传?隐公七年》指出：“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根据《左传》的解释，《春秋》对于他国国君之卒的记载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凡与鲁国有同盟关系者则书其名，否则则不书其名。上例中未书滕君之名，说明当时滕与鲁未建立同盟关系。书名的例子如《春秋?隐公三年》：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春秋》书法除遵循一定的记事原则外，前人还以为《春秋》的字里行间表现着对人物或事件的褒贬之义，借以达到惩戒后人的目的，此所谓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例如《春秋?宣公四年》：

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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