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导读(3)

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于安思危”二语，实际就是对《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古人引书，一般不拘泥于文字，只是大意相同便够。

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因作这书。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三九年，末年为前三二九年，铎椒作《铎氏微》或《抄撮》，不出这十一年之间，足见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左传》。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O五——前二三五年。从这以后征引《左传》的更多。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论》，其中虽不免有附会之处，但荀子征引《左传》，实无可疑。??

其后《战国策》（如《魏策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传》，称《左传》为《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无不征引《左传》文字。《吕氏春秋》、《韩非子》二书征引尤多。刘师培有详细考证，见《读左剳记》。

杨氏的看法与卫、徐二家十分接近，所不同的是卫氏没有具体提出《左传》的作者，徐氏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子夏的再传弟子，而杨氏认为《左传》的作者难以确定，也没有必要在此问题上纠缠。

章太炎认为《左传》的名称不是来自人名，而是来自地名，即来自战国时期吴起的居住地左氏。章氏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左传》的成书年代是在战国初期，但结论是显然的，他在《春秋左传读?丘明》中说：

《韩非?外储说右上》曰：“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者，卫邑名。《内储说上》曰：“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注：“左氏，都邑名也。”《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犹《诗传》作于大毛公，而《毛诗》之名因小毛公而题与。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则犹《齐诗》、《鲁诗》之比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及吴起传之，又传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焉（犹齐之稷下），因名其地曰左氏。以人名地，则党氏之沟之比也。因有以《韩非》之文证《左传》为吴起作者，故发此二义正之（今曰《左传》，若左氏本由地得名，则今所称为割裂，犹呼《公羊》、《穀梁》曰《公》、《穀》矣）。

依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一语及《韩非子?内储说上》之注文“左氏，都邑也”，联系到吴起曾传《左氏》之学，遂推断《左传》是因吴起居地而得名，循此而论，《左传》的成书年代即在战国初期，而其作者也就与吴起有关了。章氏的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章氏的观点到了钱穆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钱氏明确认为《左传》的作者就是吴起，他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中通过清人姚鼐及日人狩野直喜之说而断定前人把《左传》的作者视为左丘明实是因书名而造成的误会。接着论道：

余考诸《韩非》书：“吴起，卫左氏中人也。”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耶？

又按：《艺文志》，《易》有《淮南道训》，《诗》有《鲁说齐杂记》，《论语》有《燕传说》，《五经异义易》有《下邳传》，此皆以地名系者，则亦何疑于《左氏》？

《说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此亦吴起传《春秋》之证。晋汲县人发魏襄王塚，有《师春》者，即採《左氏》，亦可见《左氏》书与魏之关系焉。

除以上五人外，郭沫若、朱东润、赵光贤等人亦均持战国说。其中郭氏同意《左传》作者为吴起之说（见《述吴起》，收入《青铜时代》）。朱氏认为《左

传》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初期，即公元前400—前360年之间，理由是《左传》只预见到魏国的强盛而没有预见到其衰亡，《左传》预见到了赵氏有内乱，《左传》记秦国之事自殽之战后逐渐减少，直到秦孝公即位（在公元前362年）后才发生了改变，等等。赵氏认为《左传》经过了改编，改编者是战国人，改编的时间在公元前375—前352年之间，他的根据主要也是《左传》中的预言和占筮。

3.《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是一部由历代学者相继完成的集体性著作，始于春秋末的左丘明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清人顾炎武、姚鼐及今人沈玉成等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四》中说：

《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所不知焉者。??《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是矣。

顾氏认为《左传》作者非一人一世的主要证据是《左传》中使用的历法不够统一，晋文公称霸期间全部使用的是周历，而在惠公以前除了使用周历外还间或使用了夏历。使用的历法不同，即意味着作者的不同。姚鼐可以说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左传》非由一人所成的学者，他在《左传补注?序》中说：

《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鐸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

姚氏之说本自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序录》又本自《汉书?儒林传》。《序录》说：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张禹，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荐禹徵待诏，未及问，会病死。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援黎阳贾护，护受苍梧陈钦。《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宜、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始，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歆授扶风贾徽，徽传子逵。

《序录》明言《左传》作者为左丘明，自曾申以后实为《左传》的流传情况，姚氏则据此得出了“《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后人屡有附益”的结论，同时根据吴起曾传《左传》、《左传》记晋、楚事尤详、善于论兵谋等事实，认为军事家吴起对《左传》增补的内容最多。沈玉成的观点集中体现在《春秋左传学史稿》一书中，他在该书第十二章中说：

前面提到，先秦古书往往要经历一个口头流传的过程才最后写定。这和当时简陋的书写条件以及文化的传播方式都有关系。??春秋末，礼崩乐坏，王纲失坠，私学兴起。而私学始传之人往往又在原先的诸侯国有专门的职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等，虽不必尽符实际，但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现在已经基本成为定论。以诸子学为特色的私学，保留了口头传诵的授受习惯，一门之内，往往学传数代之后才开始写定自己的代表著作。因此，占先秦古籍百分之九十的私学著作，真正形成比较固定的文本，要到战国中期以后。但题名作者却往往还是始传之人，这并非完

全是出于尊师的考虑，因为始传者勾勒了学说的轮廓，奠定了基本的雏型，其在成书中的地位是任何一个后学所无法比肩的。

用这样的观点看《左传》的成书，许多问题就可以豁然贯通。《左传》的出现是王学渐废而私学渐兴的特殊时代的产物，目的是为已经由鲁史记而变成儒家重要文献的《春秋》提供解释，但采用的解说方式还是很古老的。??

依据这个分析，可以推断，最初传授《左传》的人应该是个史官。他不仅有条件看到大量史料，而且保留了史官传统的解说《春秋》的方式。所不同的是，他用以解说的史料，已非全部得之口传，还兼采各国史乘。他汇萃众史，却没有立即书之于竹帛，又以口授的方式传给门人。《左传》虽然出于史官，却始终是儒家内部的私人授受之学。在《国语》中已有“君子曰”之语，说明瞽矇传诵史事的同时，已经有了议史论史的习惯。《左传》继承这个传统，在口授事实的过程中随时加入一些解说《春秋》的书法、凡例，以及评论史事的“君子曰”、“仲尼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于一个以传《春秋》为己任的史官，这些工作应当是他份内之事。

《左传》在口头上的代代传诵，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这期间，内容和语言上都必然逐步丰富。今天见到的那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史事，应当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入的，而语言风格上接近战国的那些文字可能就是在流传乃至写定时受到战国文风的影响而修改润饰的。??在文献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得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不妨借用模糊数学的原理来处理：即《左传》始传于春秋末，而最后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看似模糊的意见，在这一类问题上可能比看似精密的判断更为接近事实。

沈氏的推论无疑是一个折中的观点，虽不乏想象的成份，但有较强的说服力，能够将春秋末、战国初两说联系在一起，使之都得到合理的解释。

4.《左传》撰成于东汉，是一部由古文学家刘歆改编的伪书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清人刘逢禄、康有为、近人顾颉刚、钱玄同及今人徐仁甫等人。

刘逢禄研究《左传》的主要著作是《春秋左传考证》，该书认为《左传》在刘歆之前称《左氏春秋》，与《春秋》各自成书。《左氏春秋》如同《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的性质一样，属于杂史，并非为传《春秋》而作，其作者就是左丘明。《左氏春秋》流传到西汉时经过了刘歆的改编，才成了一部解释《春秋》的著作，并易名为《左传》。《左传》中的“君子曰”、“书曰”、对《春秋》书例的说明、对《左氏春秋》文字的附益等内容均属于刘歆的伪造。其目的在于扰乱《公羊》对《春秋》大义的阐释，以期达到打击《公羊》、宣扬《左传》的目的。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刘氏证曰：

考叔于庄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尔类”，不辞甚矣。凡引君子云云，多出后人附会，朱子亦尝辨之。

早在宋代时林栗即指出《左传》“君子曰”、“书曰”的内容是刘歆之辞（见《朱子语类》），清人方苞亦认为《左传》是刘歆的伪作（见《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但第一个对刘歆的所谓伪作进行全面、系统、深入论证的学者是刘逢禄。刘氏属于今文经学派，他对刘歆作伪的揭露迎合了今文经学派改革时政的需要，其论据并不充分，多有牵强臆测之处。

康有为在经学方面信奉《公羊传》，属于今文经学派，故对《左传》及其他古文经采取了排斥打击的态度，他的《新学伪经考》即是否定古文经的辨伪专著。

康氏认为古文经都是刘歆的伪作，旨在为王莽的新朝服务，故称《左传》等古文经为“新学伪经”。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康氏提出了《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载“《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康氏据此认为：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二，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小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

康氏持此论的根据之一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等重要文献均提到左丘明著《国语》事而未言及其著《左传》事：

《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书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

关于刘歆改编《左传》的具体做法，康氏是这样推测的：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穀》，《公》、《穀》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穀》者，以《公》、《穀》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作《左氏微》以为书法，依《公》、《穀》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学，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以《史记》以实其书，改为十二篇以新其目，变改纪子帛、君氏卒诸文以易其说，续为经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伪群经以证其说。

康氏为了证成其说，认为刘歆不仅对先秦的古籍进行了窜改，而且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及《儒林传》等涉及《左传》在西汉流传情况的材料也都进行了窜改，这是很难让人置信的。再说《国语》与《左传》，在风格、语言、文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难想象它们原来属于同一部书。康氏的论证充满霸气而证据不足，故没有多少说服力。

刘歆一生既要负责校理国家的图书，又要撰写《七略》及《列女传》、《三统历谱》等书，同时有繁忙的政务，乃至担任王莽的国师，何暇投入巨大的精力去窜改诸书以成《左传》？象《左传》这样体大思精、艺术性极高的著作岂能在短时间伪造改编而成？这是凭常识和情理都可以作出判断的问题。

顾颉刚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致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第九期。）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这两篇文章中。在前一篇文章中，顾氏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所谓古史是古人依据上古的零星传说按照不同的时代需要不断地附益而成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也就愈放愈大。按照这一学说，《左传》这部反映春秋历史的著作必然经过了后人的改造。在后一篇文章中，顾氏考证了五行说对古代政治及历史的重要影响，勾画出了“五德终始说”从战国到西汉的发展过程，从中找到了一些在左丘明时代没有但却出现在《左传》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指古帝少昊、

汉为尧后等。同时认为这些材料是刘歆改编《左传》时所增，旨在使五帝配五德，以成五德终始之说，从而达到宣扬汉为尧后、新将代汉的政治目的。“五德终始说”为肯定刘歆的伪作说提供了新的思路。顾氏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亦明确表示自己认为《左传》是刘歆改造《左氏春秋》的结果。

“刘歆伪作说”后来遭到了近人廖平、章太炎、刘师培、钱穆、杨向奎等人的反驳。其中钱、杨二人的反驳最为深刻。例如钱氏在《刘向歆父子年表》中指出刘歆伪作说从时间、力量、保密等方面看都不能成立：

刘向卒在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复领五经在二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去向卒不逾二年，去歆领校五经才数月。谓歆遍伪群经，在向未死之前乎？将向既卒之后乎？向未死之前，歆已遍伪诸经，向何弗知？不可通一也。向死未二年，歆领校五经未数月，即能遍伪诸经，不可通二也。??歆遍伪诸经，将一手伪之乎？将借群手伪之乎？一手伪之，古者竹简繁重，杀青非易，不能不假手于人也。群手伪之，又何忠于伪者之多，绝不一泄其诈耶？

钱氏的驳斥很机智，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给了伪作说以致命的打击。文中提出的疑点大概是伪作说者不曾考虑的，也难以作出合理的回答。

徐氏的观点体现在一些单篇论文和《左传疏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徐氏可以说是刘歆伪作说的坚决拥护者和捍卫者，他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多数都没有超过刘逢禄和康有为，但他的一些结论却更大胆，认为《左传》成书年代晚于《史记》，《左传》采《史记》的例证多达一百二十七条。这种观点没有人会相信，别的不说，仅从语法发展的角度来看，即足以证明《左传》早于《史记》，例如“见??于”、“为??所”这种被动句式在《史记》中很普遍，而《左传》中却一例也找不到。又如象“此必是豫让也”（《史记?刺客列传》）这样带判断系词“是”的判断句在《史记》中可以找到多例，而在《左传》中同样一例也找不到。

三、《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是一部为传《春秋》而作的史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均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东汉桓谭《新论》甚至进一步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今人徐中舒、杨伯峻等学者都肯定《左传》为传《春秋》而作。杨氏在《左传》一文中归结《左传》传《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种：即说明《春秋》书法、用事实补充《春秋》、订正《春秋》的错误和增加无经的传文。除了肯定《左传》是为传《春秋》而作外，还有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西汉的今文经博士即“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汉书?楚元王传》）。晋人王接说：“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晋书?王接传》）清人刘逢禄、皮锡瑞等亦均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刘氏在《左氏春秋考证》中说：

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遂不暇比附经文，更缀数语。要之，皆出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然歆虽略解经文，颠倒《左氏》，二书犹不相合。《汉志》（指《汉书?艺文志》）所列《春秋》古经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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