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亚战略的理论参照(3)

2.2“软实力论”对美国外交战略起到确定的软性支撑

“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软实力”的客观存在属性不可忽视。[24]在“软实力”概念正式提出之前的历史长河中，“软实力”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一直发挥着影响，犹如科学探索揭示自然规律一样，后来的公式和定理揭示并诠释了规律存在本身。软实力一般被界定为包括三方面要素；一是价值标准，如民主、自由、人权；二是市场经济，特别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三是西方文明，包括文化、宗教等影响。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种“合作型”权力，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型”权力，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延伸和补充，互补性是软实力和硬实力最显著的特征。现实主义主张硬实力，自由主义倾向于软实力。[25]

美国把民主价值观视作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支柱，同时将软实力战略看作推进美国战略的重要步骤。2002年的9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一句话是：“在20世纪，最终的胜利仍然是以自由力量的胜利为结束的，而这又是靠自由与极权主义在斗争的过程中取得的。”[26]美国在2003年发表的《安全、民主和繁荣：年度战略 计划》中明确表示“21世纪的美国民主是基于以下基本的信仰：通过确保其他国家的自由，来最好地保卫我们自己的自由”[27]伴随小布什政府在中亚顺利推进反恐行动，美国意图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发起符合西方政治文化理念的“颜色革命”。

“软的更软”。正确运用比较纯粹的软实力战略，本身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美国自我形象的优化推广方面，如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冷战后的马歇尔计划、60年代的民权革命、尼克松的多中心合作、卡特的人权外交、克林顿的民主理想等都比 较成功并发挥影响。尤其是美国黑人的政治与社会解放，在奥巴马、鲍威尔、赖斯等黑人政治名人身上得以

不断体现。同时，美国的许多基金会、协会等许多非政府组织起到隐蔽但强大的软实力推广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苏东剧变以及21世纪初发生的“颜色革命”，都包含着西方软实力战略和意识形态斗争，尤其是西方的价值理念对中亚的非政府组织、青年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硬的更硬”同样产生软实力效果。硬实力运用得当则事半功倍，运用不当则效果事倍功半。美国创造了不少以正确运用硬实力而赢得软实力的案例，如罗斯福支持美国参加二战、尼 克松的适当收缩、里根的“重振国威”与“二次革命”都产生了预期效果，老布什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掀起了新军事革命，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力。美国硬实力运用失败导致软实力受损的案例有：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伊拉克战争。一国的影响很多时候是“不怒自威”。冷战后，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2001年底以来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本身就具有抗衡俄罗斯的目的和功效，对一向奉行大国平衡外交的中亚国家以很大的吸引力。中亚国家看中美国的军事实力，对俄罗斯起到制衡和威慑作用，避免俄罗斯过度控制中亚国家的安全、能源 与地区关系。

“软硬结合”为提升软实力的最佳途径。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大国往往更有两者结合的条件。不管美国还是俄罗斯，在推行中亚战略过程中，并不单向使用软实力或硬实力战略，很多时候是软硬结合，只是在不同时期软硬实力所占的分量可能会有差别。如果说俄罗斯在中亚国家的语言、文化影响力依然存在，对中亚国家的安全控制与军事威慑依然存在，那么美国对中亚国家发起的文化与政治价值软渗透、经济援助以及军事进驻，都体现着软硬战略的交互使用。[28]而这正是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巧实力”外交体现。

2.3美国在中亚的“颜色革命”与“民主建构”具有确定性目标

苏东剧变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长期实行渗透、和平演变战略所推动的最大一次“颜色革命”。[29]剧变之后，中亚国家最初选择了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国家世俗化的社会发展模式。[30]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从文化、社会、经济以及外交、安全等方面全面巩固冷战果实，推动在中亚等独联体核心地区开展以西方为标准的政治安全建构、社会文化建构与经济建构，促使中亚“新生民主国家”实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转轨。在美国看来，只有在中亚各国建立“民主制度”，才能保障中亚各国的真正独立，有效抵制俄罗斯的控制，阻止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冲击，进而实现各政治力量的均衡化。[31]而且中亚地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地区，宗教情绪并不浓厚，美国希望在防止其伊斯兰化的基础上，引导其走向民主之路，将其作为对伊斯兰世界民主改造的样板。[32]但在美国看来，“9·11”发生以前，中亚的后共产主义转型进程似乎已经凋零。美国认为中亚等国在对外政策上还受到俄罗斯的影响和制约，没有完全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没有照搬美国式民主，也没有完全屈从于美国的控制。2003年伊拉克战争 后，“非民主国家”与“民主进程失败问题”立即成为美国外交重点。从吉尔吉斯斯坦事件开始，中亚已经纳入民主浪潮议程。[33]

“布什主义”自认为具有“崇高使命”，其目的就是试图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推广和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2002年美国通过的《支持阿富汗自由法案》宣称，美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不仅在阿富汗而且要在整个中亚地区根除恐怖主义、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美国意识到，“中亚国家缺乏民主传统和市民社会的历史，缺乏商业经验以及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因此着重在中亚创造民主根基，为民主派的发展建立民意基础和提供资金帮助，培育和发展中亚国家的中产阶级，培养民主派政党和精英。[34]因此，通过中亚各国的改革努力与美国支持相结合而建立一个真正公民社会，对于任何权利转型与地区安全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35]2003年，在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革命”，2004年底在乌克兰发生

了“橙色革命”，2005年初在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郁金香革命[36]，在乌兹别克斯坦乃至哈萨克斯坦的颜色革命被制止或消灭于萌芽之中。

中亚国家对美国“民主建构”的辩证与理性反应。目前国际社会的大多数规范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解释并积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温特虽然从理论上论证了国际规范是国家间互动造就的观点，但是具体到某一时期、某些国际规范，并非所有国家都参与了规范的建构过程。这些规范在向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扩张并建构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就面临着拒绝还是接受、是部分还是全部接受的问题。从国际关系伦理和国家利益确定的现实需要出发，包括中亚五国在内，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或拒绝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但如果全部接受西方规范，完全根据西方规范来塑造利益，可能会对他们的现实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结合自己国情，选择适当规范以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还要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积极参与到新的国际规范建构过程中。[37]

2.4“文明冲突论”也给美国对中亚战略带来不确定性

同样是文化层面的理论，同样是哈佛教授，“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与约瑟夫·奈观点相去甚远乃至对立。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导致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38]而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尤其明显。

“文明冲突论”对新保守主义和布什政府影响颇大。布什在“9·11”五周年之际发表全国讲话，将“反恐战”定性为“为文明而战”，可以说是脱胎自“文

明冲突论”。[39]小布什政府及其班底执政后期索性就祭出打击“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旗号，将亨廷顿所谓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立推向极致。小布什政府和新保守主义在“反恐战争”和推进全球霸权中，实际上践行了亨廷顿的观点。伊斯兰极端势力强烈反对布什政府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文明敌视言行，在中亚南翼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对美国军队、美国公职人员发起不断的袭击和骚扰，导致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胶着与无奈状态。美国陷入内外交困，对外战略的不确定性和挫折感大大增加，奥巴马政府处理与伊斯兰世界关系面临沉重包袱和难题。

“文明冲突论”为中亚五国的基本层面所反对。中亚国家伊斯兰教占压倒优势的是逊尼派，而不是作为原教旨主义主要载体的什叶派，不存在政教合一的气候和土壤。中亚的周边大国，乃至美国，都坚决反对原教旨主义。[40]面对伊斯兰文明被歪曲、穆斯林形象被丑化、伊斯兰国家和社会承受巨大压力的现实，中亚伊斯兰国家明确反对“文明冲突论”以及美国反恐轨道的偏离，支持文明对话[41]。中亚地区民众以穆斯林居多，但并不缺乏对美国和西方文明的好感。 苏联统治的贡献之一是弱化了中亚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宗教因素，他们更倾向于世俗化，而不像中东社会那样反美。即便在农村地区也一样，人们通常以积极的角度看待西方或美国，在中亚最为保守的费尔干纳盆地，美国也被看作美好未来的象征。青年人喜欢美国流行音乐、文化和好莱坞电影。[42]尽管中亚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带有共产主义遗存，但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中亚民众具有很高的识字率。[43]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倡导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对话与合作，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文明冲突”论调的实际应用。加之中亚国家的世俗化基础，美国对中亚战略的确定性出现回归势头。中亚五国领导人都以促进多种宗教和文明和平共处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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