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设想的“中亚突厥共同市场”失去兴趣，其交往重心转向财大气粗的西方国家。[7]
1.3“边缘地带”理论
深受麦金德学说影响的美国政治地理学家尼古拉·斯巴克曼仔细研究了麦金德的陆权学说和世界岛理论，得出了不同结论。他基本继 承了麦金德的世界区域划分理论，也强调欧亚大陆对全球战略的主导性影响，但他同时深受美国海权派学者马汉的影响。斯巴克曼进而提出是边缘地带而不是中心区域，主导并影响着国际政治互动、争夺与发展。“要控制世界的命运，必须控制欧亚大陆；要控制欧亚大陆必须控制边缘地区。”按照他的理论，中亚处于欧亚大陆结合部、相互交融交汇的边缘地带，东西方力量容易在这里形成拉锯战和争夺战，谁能控制该地区往往对战略胜局起到重大影响。斯巴克曼不否认欧亚结合部作为战略边缘地带的重要意义，但他并不首先推崇东欧中亚地区，而是强 调美国应该控制大陆与海洋之间的岛屿地带、沿海地带。他以独到的视角吸纳陆权与海权派的思想精髓并将二者巧妙结合起来，把地缘政治学推向一个新的研究高度。当然，其思想更偏重陆权派一些。
“战略边疆”理论与斯巴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具有相似之处，中国军事问题学者徐光裕将军1988年提出“战略边疆”理论。他指出，战略边疆是一个不同于地理边疆的概念。所谓“地理边疆”是指按国际法和国内法划定的国家领土边界线，它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能随意改动。而“战略边疆”则是指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实际可控制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地理、空间范围，具有相对的不稳定性。[8]战略边疆虽不能明确地见谙于地图，但它却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空间，是客观存在的战略领域。这一概念发展了纯粹地理学上的地缘政治理论，结合现代科技和武器发展，具有军事战略学意义。美国和俄罗斯某种程度上在地区和全球拥
有战略边疆，比如中亚在地理上是俄罗斯的战略边疆，但美国的军事、政治与安全影响也及于此地，美国在地理上不是中亚国家的邻国，但从军事影响和投放角度看美国实际是中亚的“第三邻国”。2001年“9·11”事件后，中亚在军事上正式成为美国的战略边疆。哈萨克斯坦也在中亚谋求自 己的战略边疆，哈还计划用10多年时间，强化中亚—里海地区国家的关系。针对有关国家把该地区归于“大中亚”范畴，哈萨克宁愿将其视作哈的“拓展与毗邻地带”。[9]
1.4时代特征与局限增加了地缘政治学的不确定性
地缘政治学者的理论和观点在当时也许是正确的，作为分析工具的确定性和契合性相对突出，但也随着国际政治演变而落后于时代，其确定性和典型性被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所逐步削弱。有学者指出，即使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是个正确概念，也不能保证现代技术不会使它失效。“9·11”事件及其美国的快速进驻和全球打击能力说明，地缘政治学说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具有典型性。超级大国可以迅速进驻，可以发起全球快速打击，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战略撤出。批评者们认为地缘政治理论家由于过分突出地理环境的作用，或者用孤立方法单一地研究地理环境与国际活动的关系，容易忽视其他因素尤其是人类精神方面的作用。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n)甚至批评说：“地缘政治是门假科学，把地理因素高举起来，当作一项可以决定国家权力和命运的绝对因素。它的基本观念是空间，可是空间虽然是静态的，但是居住在地球表面空间的人却是充满活力的。”[10]美国学者斯特劳斯·于佩也说：“地理条件决定历史发生的地点，但创造历史的永远是人。”[11]拉迪斯·克利斯朵夫认为，地理环境在国际关系领域发生作用时，实际上融入了人类的需求成分。[12]
历史的演变也推动着地缘政治学的新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地区政治移动、经济变迁、国家解体，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也发生新变化，包括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迅速发展，其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对历史上的“欧亚心脏地带”产生制衡乃至相对削弱。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尽管国家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扩张领土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得失较量，美国与俄罗斯把中亚地区作为全球竞争棋盘上的一个筹码，在中亚的争夺呈现出“斗而不破”局面，双方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也保持协调，全球其他地区和问题的争夺也影响着其对中亚利益的战略考量。人们需要与时俱进，寻找地缘政治理论的新视角来解释现实和未来的国际政治。[13]
二、不同的价值观理论导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美国以建构主义与“软实力”理论配合对外安全战略，把西方价值体系和社会理念推广到包括中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并发挥溢出效应，希望它们在非西方的地缘范围内渗透、生根发芽。这是美国对中亚价值观战略的明确目标。
2.1建构主义反映出美国价值观战略的确定性动机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社会性的，其要义是共有知识或文化，是观念性的而非物质性的，施动者之间的互动导致结构的形成，施动者造就结构而结构也建构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进而影响施动者。建构主义把文化、观念、规范等因素引进国际关系，有利于国际关系 伦理化的进程。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认为，对互动的关注是出于与实际和伦理相关的问题，要根据自我与他者的身份、根据自我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确定国家利益，并根据国家利益采取对外行动。建构主义使国际规范重新回到国际政治舞台上，与理想主义不同的是，它并没有
把国家利益挤出这个舞台而取而代之，而是把国际规范嵌入到国家利益之中，对规范的遵守本身就是利益的需求，国家利益正是国际规范建构的。[14]
作为西方建构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基础，系统见诸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名人经典论述，汇集发展形成具有西方特色的价值 体系和社会符号特征。它们不仅包括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渊源与发展、实用主义以及政治制衡原则的穿插，还包括理想主义、社会空想主义的美好设计与阐述。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灿若群星，有布丹、霍布斯、卢梭、康德、格老秀斯、斯宾诺莎、弥尔顿、密尔、洛克、孟德斯鸠等等。应当承认，欧洲的启蒙运动具有当时的时代先进性，它产生了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限权政府，系统论述了政府、国家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概念，继而推动产生了有限政府、三权制衡、法制治国等现实运用。历史地看，自由主义所确立的基本人 权观念，以及西方启蒙时期的政治制度设计，具有当时的时代进步性并影响至今，客观上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15]欧洲启蒙思想在欧洲萌芽发展，最终在美国获得建构与实践，是美国独立和建国的重要理论依据。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政治，对美国的民主与政治建设、国民精神都给予了极高评价。[16]
美国认为自己天生肩负着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自由民主的特殊使命。美国的叙述有一个基本的“话语建构”，从美国建国就是追求自由，到美国是山颠之城、上帝的宠儿，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到美国因此有责任义务去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即使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也是有一套叙述的——哪怕其不得人心。[17]如同在许多过去的历史时刻一样，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的政策和体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国的政策和体制代表了一个应为其他国家所仿效的榜样。自由的概念在美国生活中占据了极为中心的位置，不了解自由在美国演变的历史，一个人便无法真正地懂得美国社会。自由是
美国人判断和界定个人和民族的第一概念，自从18世纪末获得民族独立之时起，美国人就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 个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人民，有责任把自由的恩惠带给全人类，为那些在美国之外逃离压迫的人提供一个避难所。[18]美国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懂得如何欣赏自由的“惟一的人民”。在一次民意测验中，一位参与者宣称：“当一个美国人的意义就在于拥有自由。”[19]《独立宣言》宣布，民众享有平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权利平等地反对他们的政府。他们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将这些原则带回他们的家乡并运用于他们的新政府中。[20]其他国家中的许多人也把美国看作是自由的化身，并竭力仿效和追求美国价值观以及那些支撑这些价值观的体制——包括民主政府、自由的市场经济、基于平等公民权之上的法律制度等。[21]
小布什总统曾经强调，“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失去了意志和信念，我们的敌人就会取胜?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我们明了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恪守自己的诺言，坚信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将向世界再次展现自由的力量。”布什在总统第二任期就职仪式上进一步表明，“要保护我们国土上的自由，将会越来越多地决定着其他国土上的人民能否获得自由。和平最大的希望就在于自由在整个世界传播?美国的政策就是，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明当中，支持民主运动和民权团体的成长，最终目标是在我们的世界上彻底结束专制。”布什还一再表示，美国“有责任给人民带去自由，我希望我们将不使用武力来完成这个责任，但我们有这个责任”。他还强调：“自由并不是美国给世界的礼物，自由是上帝给世界上所有人的礼物。我相信这一点。”[22]赖斯2005年1月18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国务卿提名的听证会上说：“我们将在全球扩大自由与民主。这是布什总统给美国和全世界确立的使命，也是今天美国外交的伟大使命。”国防部副部长费斯公开声称，推进自由是“对我们时代的召唤”，是“对 我们国家的召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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