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5)

虽说对某些厂商支配其它厂商的确切程度大可争辩，但有关连锁董事会、金融制度对工业公司的作用，以及二元经济的浩瀚文献，的确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以做出结论：不能忽略权力关系。这也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对下述论点，即形式上平等的代理人彼此间进行谈判时所产生的复杂情况，仅仅通过将所有当事人都划归于单一等级制之下就能得到解决，提出质疑。实际上，许多这类复杂情况都是通过厂商之间或明或暗的权力关系而得到解决的。

最后，对于社会关系网在厂商中的重要性加以简短评论是适宜的，从工业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来看这已是广为人知的。厂商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区别，在文献中已是老问题之一了，而且也没有必要重申：假定厂商在事实上真是按照正式组织蓝图结构起来的观察者，在社会学看来就是幼稚盲从的人。这种观点与当下讨论的有关的是：就算是向厂商的内化的确导致了对复杂和特殊交易的更好的把握，那也决非不言自明地意味着：等级制组织就是最好的解释。反之，或许倒是内化的结果，为社会关系网提供了一个生长的焦点，甚至比以往独立的市场实体之间所出现的更为稠密（参见Feld, 1981）。或许这种互动之网才主要是解释新组织形式之效益水平（无论其或高或低）的缘由。

现在，对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等级制研究路径，与在此提供的嵌入性观点之间，在解释和预测方面的区别加以概括，是颇有用处的。威廉姆森通过将复杂的经济活动归入从等级制上整合起来的厂商，来解释经济生活中对“机会主义”或违法乱纪的禁制，以及协作和秩序的普遍存在。我在此引证的经验研究证据则表明：即使是对于复杂的交易，高水平的秩序也可见于“市场” （跨越了厂商疆界）之中，而相应的高水平失序也可见于厂商之中。秩序和失序是否发生，都有赖于在厂商间和厂商内的人际关系和关系网络的性质，而与威廉姆森所指望的不同。我宣称：秩序和失序、诚信行事和违法乱纪这两者，都与此种关系的结构更有关联，而远甚于与组织形式的关联。

从人们在其中指望看到垂直整合，而非厂商之间在市场中的交易的情况，可以推导出某些含义。例如，如果其它条件相等，我们就会指望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在这里进行交易的厂商欠缺将它们关联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或者此种网络最终导致冲突、失序、机会主义或违法乱纪----存在着针对垂直整合的压力。另一方面，在稳定的关系网络对复杂交易进行中介，并在厂商之间产生出行为标

准的地方，就会缺乏此种压力。

我使用“压力”这个字眼，而不是预测垂直整合总是随描述过的模式接踵而至，是为了避免暗含在威廉姆森假设中的功能主义：无论组织形式如何，能够被观察到的组织形式都是最有效率的。在我们能够做出这一假设之前，必然先来满足两个条件：(i)针对效率的界定明确和强劲有力的选择的压力必须正在运转；以及(ii)某些行动者必定具有通过建构垂直整合的厂商，以解决效率问题的能力和资源。

威廉姆森没有一处曾清楚地描述过保证有效交易组织的选择压力。正如在大多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中一样，澄清这一问题的需要被暗含的达尔文主义论断所消解掉了，此种论断即：有效的解决方案，无论其怎样起源，都具有类似于生物界自然选择所强制实施的那种支持力量。因此自然而然的是：并非所有的生意主管“都能准确地体悟到他们的商业机会并作出准确无误的反应。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较佳理性特质（在交易成本和规模经济形式下）的这些垂直整合运动，势必得到更好的存活能力”（Williamson and Ouchi，1981,pp.572-74）。但是以这种骑士样式乞灵于达尔文主义的论断，就倒向了对无论何种制度都按照潘格罗式乐观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假定的选择压力的运转，在这里既不是研究的对象，甚至也不是一种可证伪的命题，只不过是一桩信念条款罢了。

即使人们能够论证使特定的组织形式更可能存活的选择压力，也还是需要表明这些形式是如何得到实现的。通过与生物进化的比附，暗地将它们处理为是突变的，仅仅是回避了问题。就像在其它的功能主义解释中一样，不能自动地假设对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为贯彻垂直整合所需要的资源，可能有某种范围的市场力量、通过存留收益或资本市场而有权使用资本，以及与法律或管理权威的适当联系。

在选择性压力薄弱（特别可能是在威廉姆森宣称将产生垂直整合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和资源成问题的地方，我勾勒出其轮廓的社会结构构型就与交易成本的效率有关，但是并不能给出保证，说有效的解决方案将会出现。与效率无关的整合动机，如CEO们在兼并厂商时的个人权势，在这种条件下可能变得至为重要。

在此提出的观点所要求的是：今后对市场－等级制问题的研究，应对经济交

易借以实现人际关系的实际模式，给予精细和系统的注意。此种注意将不仅对垂直整合的动机加以更好的分类，而且也使得在理想的原子化市场与完全的整合厂商之间各种复杂的中间形式，如前面就建筑业所讨论过的准厂商之类，变得易于理解。这种中介形式如此紧密地与网络或人际关系相关，以至于任何将这些关系认作为边缘的视角，都不会清楚地看到何种“组织形式”会被引发出来。现存的工业组织研究对关系模式较少留意，部分地是因为要找到相关数据难上加难，远甚于有关技术和市场结构的数据，但也是因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学框架仍然保留了一种原子化的行动者，所以人际关系在实际上就被领悟为磨擦系数。

讨论 我在本文中已经表明：大数行动紧密地嵌入于人际关系的网络中，这种论断避免了关于人类行动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观点的极端。虽说我认为一切行为都莫不如此，但在这里，我出于两个原因而集中于经济行为：（i）它是一种未经适当解释的典型例证，因为那些专职研究经济行为的人们竟如此强固地对原子化行动理论做出承诺；以及（ii）除去少数例外，社会学家压抑自己，避免对任何新古典经济学所确认的课题进行严肃地研究。他们暗中接受了经济学家的傲慢的前提：“市场过程”不是社会学研究的合适对象，因为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仅仅扮演一种磨擦和破坏的角色，而非中心的角色（近来的例外有Backer,1983;Burt,1983;以及White,1981）。即使在社会学家研究了市场为中心之点的过程的例证中，他们也通常设法避免做出自己的分析。例如，直到最近，大多数关于工资的社会学文献都是以“收入获得”形式来计算的，这就模糊了确立工资的劳动力市场脉络，代之以个人的背景和成就作为焦点（参见Granovetter，1981,用于进一步批判的部分）。或者如斯特恩（Stearns）所指出的，在关于谁控制公司的文献中，含蓄地假设了分析必须定位于政治关系的水平，以及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广泛假定之上。尽管人们广泛承认，公司如何获得资本是控制的主要决定因素，但“自世纪之交以降”，大多数相关研究“都已将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本]市场剔除在外”（1982, pp .5-6）。甚至在组织理论中，在那里无数文献都体现出社会结构的复杂机体施加于经济决策之上的限制，也未曾做出尝试，以论证这一点对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对生产或诸如增长、通涨和失业之类的宏观经济后果的一般理解的意义。

在试图论证一切市场过程都应接受社会学分析，以及此种分析揭示了这些过程的中心的而非边缘的特征时，我将焦点限定在信任和违法乱纪问题上。我也利用了奥利弗?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等级制”的论断，作为嵌入性视角如何产生出与经济学家所提供视角不同的理解和预见的一个例示。威廉姆森的视角本身是经济学中的“修正主义”，它背离了在典型的新古典著作中，对制度和交易思考的忽略。在这个意义上，比起通常的经济学论断来，它可能表现出与社会学视角有更多的亲缘关系。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突进方向，却在于将制度分析从社会学、史学和法学的论断中扭转开来，代之以表明：它们是作为对经济学问题的有效解决而崛起的。这一使命及其所暗含的无处不在的功能主义，阻碍了对社会结构的详尽分析，而我在此主张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如何达到当前阶段的关键所在。

就理性选择论断被狭隘地解析为仅仅指涉原子化个人和经济目标而言，它与在此提出的嵌入性观点并不一致。然而，在对理性选择加以更宽泛表述的意义上，这两者就有许多共同点了。在上面就有关行动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讨论中，我所批判的许多经济学家的修正主义的著作，都依赖于可被称为“心理学修正主义”的策略，即一种通过放弃理性决策的绝对假设而改良经济理论的尝试。例如，该策略导致列宾斯坦（Liebenstein ）在其关于“X-无效率”论断中提出的“选择理性”（1976），以及片断化劳动力市场理论家的主张：在不同市场片断中的工人具有不同种类的决策规则，理性选择仅仅适用于上层初级（如专业、经理和技术）工作人员（Piore,1979）。

与之相反，我提出尽管理性行动的设定必定总是有问题的，但它却是一个不应轻易放弃的优良工作假设。当情境约束，尤其是嵌入性约束得到充分评价时，对分析者来说，看上去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就可能颇有意义了。当这些人在非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情境得到充分分析时，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就不像是“文化”规则的自动应用，而更像是他们对当下情境的合理反应（例如，就Liebow所讨论的那样, 1966）。从厂商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看，逃避审计和计较转账定价的经理人，在某种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说，是非理性的行动。但是，只要分析一下他们在厂商内部网络和政治联盟中的地位和雄心，他们的行为就易于得到解释了。

此外，如果我们注意到，此种行为的主旨不仅在于经济目标，而且也在于社

交、认可、身份和权力时，它究竟是理性的还是工具性的，就更易于为人察见。经济学家很少将此种目标视为理性的，如阿尔伯特?赫须曼所指出的（1977），部分地是因为在17和18世纪历史地产生的将“热情”和“利益”之间做了任意分离所致，而后者才指称经济的动机。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导致经济学家专门分析仅由“利益”所驱动的行为，并且假设其它动机是在分离和非理性地组织起来的领域中发生的。所以，就出现了萨缪尔森（Samuelson ）之常常被人引证的评论：“许多经济学家在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的基础上，将经济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1947, p.90）。理性选择由于社会影响而出轨的观念，长久以来阻碍了对经济生活的社会学分析，并且导致修正主义的经济学家以素朴心理学为焦点来改良经济理论。我在此则宣称：无论那种心理学是如何素朴无华，都不是主要的困难之点－－难点毋宁说是忽略了社会结构。

最后我要补充：在嵌入性论断中所采用的因果分析水平是一种近因分析。我几乎没有谈到究竟何种广阔的历史环境或宏观的结构环境，导引诸体制展示出它们所具有的社会结构特征，所以我并不宣称这一分析将回答关于现代社会的性质，或是经济与政治变迁的根源之类的大型问题。不过以近因为焦点也是有意图的，因为若不对变迁借以产生其结果的机制加以更为详尽的理解，也就不可能令人满意地提出这些更为广泛的问题。我要宣称的是：最重要的和最少为人分析的此种机制之一，就是这种包罗万象的变迁对经济生活嵌入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如果问题是这样，那么若没有对这些关系的极为充分的理解，在宏观水平和微观水平的理论之间，也就不会有恰当的联系环节。

嵌入性分析在解释宏观水平利益模式的近因方面的用途，由市场与等级制问题而给出完好例示。垂直整合的程度，以及借助于市场运营的小厂商得以持续存在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一个狭隘的工业组织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研究者对它们都感兴趣。类似的问题也产生于对“二元经济”、依附性发展和现代法人精英之性质的分析中。但是小厂商是否的确被巨型公司所淹没，通常都是由广泛和包罗万象的宏观政治术语或宏观经济术语中进行分析，对社会结构近因的评价却微乎其微。

例如，对二元经济的分析时常提出：大批小厂商在“边缘地带”的持续存在，可以解释为：大公司需要转嫁在需求领域或不确定的R&D 活动中，发生周期性

波动的风险。这些小单位的失败将不会反过来影响大型厂商的收入。我在此提出：市场环境中的小厂商会持续存在，反而是因为商业关系被覆盖上社会关系的稠密网络，从而将这些厂商联系起来，降低了整合的压力。这并不排除风险转移作为一种解释，具有一定的表面上的正当性。但是在解释何以一大批小型企业并不以卫星身份或边缘身份为特征时，嵌入性的描述却更为有用（关于对小企业中令人惊奇的就业率的讨论，参见Granovetter，1984）。这种描述限于近因：它在逻辑上导致但并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何、何时和在何种部门中，市场的确会展示出各种类型的社会结构。但对这些与更为宏观水平的分析相关联的问题，若没有对社会结构在市场中的重要性的先行认识，本身就不可能被提出来。

市场与等级制分析－－其本身也可能是重要议题－－在此主要是作为一种例示而表述的。我相信嵌入性论断具有非常一般的适用性，并证明了不仅在对经济生活的研究中有社会学家的一席之地，而且社会学家的视角也是这里所急需的。为了避免对标准经济学理论中心的现象进行分析，社会学家不必要地割断了与社会生活中大型和重要层面的关系，割断了与特别是发源于马克斯?韦伯的欧洲传统的关系，在这个传统中，经济活动虽然重要，但也不过被视为社会行动的一个特定范畴而已。我希望已经在此表明：韦伯的纲领与现代结构社会学的若干眼光是一致的，并已为后者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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